梅里，梅里！那雪墓山碑．．．．．．

时间：2006-04-03 来源：登山者网作者：赵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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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绮从不和我谈登山时经历的风险，他爱山却又怕我担心啊！”孙维绮的妻子赵小欣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这残酷的事实：“是不是外星人把他们请去做客了呢？”才六千米的小山头啊！确实难以接受。

　　1990年11月27日，中日联合登山队29人到达德钦县。这支队伍的核心成员是中国登山队的技术骨干，中方队长宋志义及孙维绮，日本队长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的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云南等协也派5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2月2日，联合登山队进入预先侦察选定的大本营位置。7日，他们打通了4500米一号营地的通路，接着13日进入5300米的二号营地，17日建成三号营地。

　　这些情况说明，这支登山队起初进展之顺利，可能大大超出了侦察时的预想。但在救援行动中发现，这种顺利仅仅是一时的表面现象。仅仅在到一号营地的道路上，那网状的大小明暗冰隙、流雪、滚石、冰崩像变戏法似的一股脑向救援者摊了牌。

　　12月25日,联合登山队取得重大突破,他们在5900米的高度跨过一座直立近乎高达10米的冰壁,建成四号营地,站到了雪山太子的肩部。这消息传到昆明,激动的省体委为此准备筹办庆功会了。

　　他们有理由兴奋，因文自1987年以来，中、日、美三国登山家已经四次登山处女峰梅里雪山,全部失败，一直在四千米上下徘徊，这次终于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四次失败，已经证明雪山太子不容小觑，可也激发了人们求胜的欲望。

　　12月28日清晨，中日两国队员宋志义．孙维绮、近藤裕史、船原尚武、广赖顕五人成组的第一突击队从四号营地直接向顶峰发起冲击。下午13时许，突击队到达6470米高度，一切顺利。没有登山任务的登山队日方秘书长佐佐木哲男竟按奈不住于当日从大本营向上运动。

　　成功的梦幻几乎把所有力量吸引到了三号营地，后方应急力量顿成空墟.

　　就在这时，雪山太子开始显露出他本性的另一面。突击队没有想到晴空中仅有的一片乌云竟在瞬间幻化成猛烈的暴风雪，带着一台卫星云图接收机的井上治郎大概也没演算出这场暴风雪将会引发的灾难。暴风雪不但遏住了突击顶峰的势头，而且使得能见度急速下降到只有一、二米，以至封锁了撤退的道路。

　　从1974年开始登山生涯的宋志义曾有过类似的经历。1983年在南迦巴瓦的卫峰乃彭峰，他与仁青平措等六名队员再下山途中遇到了“鬼打墙”，报话机因进雪失灵。冰天雪地，饥肠辘辘，当时还很年轻的藏族队员小伽布说：“这是上好象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不能再等了”宋志义与仁青平措商定由他们二人结组摸黑下山探路。途中，在悬崖边缘宋志义遇到了登山中最恐怖的险情——雪檐断裂，一头向深渊栽下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经验丰富的仁青平措已将连接而人生命的结组绳绕住冰镐，并一捅到底扎入冰雪中，全身扑上死命压住冰镐。宋志义得救了，仁青平措也救了自己。在登山史上，由于一人失足而引发一连串死亡的惨祸并不罕见。“可再危险也得找到营地。否则六人都完了。”阎王殿里转了一圈，宋志义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

　　现在，在梅里雪山，他又面临这样的险境了。不能再等了，三个小时漫长的围困，宋志义终于横下心来，决定孙维绮率先冒险探索下撤道路。

　　从后来的过程看，也许可以说，这次登山此刻已经注定失败了。能上则上，当撤即撤，一个真正的勇者应是能坦然正是失败的人。

　　救援取证工作结束后，王振华曾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时做下撤的决断更难。”这不仅仅难在能否正视失败，而且还难在有时很难准确判断出已经失败的事实，成功近在咫尺时尤其如此，后来提心吊胆的救援活动，从另一面也深深地印证了这点。

　　16时左右，宋、孙开始行动，风雪中二人曾一度迷失方向。当宋志义第一个开路撤回四号营地时，已是11时13分，670米高差的下撤竟用了10个小时，比向上突击时间还长得多。

　　宋志义曾是员福将。1985年在那木纳尼峰，他又一次遭遇滑坠的险情，那次是次仁多吉用结组绳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一个在生死边缘游荡多回的人无疑是勇敢的，这种勇敢产生与理想、追求和实力。

　　第一次突击失败后，山上一系列的性质表明，成功希望的微笑压倒了危险的信号。

　　29日，三名日本队员留在四号营地整理物资，其余的人在三号营地休整。

　　31日，中日队员从大本营向三号营地补充运输物资，就在这天，佐佐木哲男，清水久信随队伍到达三号营地。山上的队员并制定出2或3日再次突击顶峰的具体方案。

　　2日，3日都是雪天，尤其是3日的大雪，更是当地30年未见的。危机四伏的三日夜晚，三号营地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大本营，请准备好荷包蛋为我门庆功吧！“宋志义这样说。

　　22时15分，云南队员李之云对大本营说积雪已达1．2米，经常要出去清除压在帐篷上的积雪，俏皮的李之云打趣地说：“撒尿（成冰）挂帘子啦”，“出不去，只好撒在塑料袋里往外扔。”

　　这是遇难的勇士最后一次通话的内容，连最初就察觉三号营地不安全因素的宋志义也没有再就安危发表意见。

　　三号营地三面环山，其东北是奶诺戈汝冰川的出口，它靠近主峰山脊脚下，上方是三条支山脊，在支山脊间，堆积着经年的积雪，有如巨大的固体河流，悬在三号营地上方，不啻是悬在登山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建营初，宋志义曾指出三号营地离支山脊太近，虽有利于节省体力，但却不安全。结果经中日双方商议，原定营址后撤一百米。宋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一百米也同样暴露出了勇士们对雪山太子性情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更糟的是，12月20日发生的一次小冰崩未对三号营地构成实际的打击，可能其了更严重的麻痹作用。当孟加拉湾暖流挟着大量的雪突如其来地在漏斗般的冰谷四中倾泻时，那悬空的冰河、积雪终于不胜重负，象脱缰野马，排山倒海奔泻而下。

　　可以判断，1月3-4日夜间，几乎囊括这支队伍的全部中坚力量的十七勇士就这样被成百万吨冰雪吞没了。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事先对困难和危险考虑得更多一些，如果三号营地的位置更安全一些，如果保存一定的后备支持力量，是不是可以避免或减轻这场惨剧呢？

　　悲剧发生后，人们突然意识到大本营也并不安全。1月6日，德钦县委书记和阿寿率人赶至大本营，他劝住了急红眼要上山营救的人员。他当知青时，就在这个大本营附近，他曾目击过一场雪崩后的惨象，几十亩粗壮的核桃林象拔葱般地被梳理掉了。

　　“死人不承担责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十七条生命的价值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悲痛和怀念？如果仅止于此，这个代价不是太无谓了吗？

　　十七个人消失了。他们不是第一批一山为归宿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本来孙维绮还打算归来后写一篇《四进梅里》的文章，本来那殉难者中的日本记者也会有文字记录这一壮举，但他们都不能写了。我们也无从知晓，在他们笔下的梅里雪山是梦幻般的仙女、还有暴戾的太岁。但他们在梅里雪山探险史上竖起的第一块墓碑的碑文上，却无误的刻下了：我们对梅里雪山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这墓碑上还写这十七条生命已经铺就了通往6470米的道路。用不着怀疑，是十七条生命的终结，使梅里这座藏族群众心目中的神山变成举世知名的名山，这已足使他们在高山探险史上青史留名。雪山因为人而获得了灵魂。但可能更用价值的是这墓碑永远要后来者冷峻的思考：什么是登山运动？你为什么要登山？

　　梅里山难的悲剧毕竟太沉重了，他迫使人们必须重新思考。

　　人生有多少无常，登山有多少不测，但最了解登山危险的人莫过于登山者自己了。宋志义三番五次的九死一生，孙维绮在前三次梅里雪山中亲眼目睹了横扫千军的雪崩，他们对此能无动于衷吗？他们深知登山的风险，可还要去登山。孙维绮，走出大学校园在众多的可能中，他自己选择了登山。在谈到他第一次参加登山，即1988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说：“人在这高山前确实他太小了，但这山本身的确是人产生了一种力量感。”他爱山，因此他能在登山中感到山的力量在自己心中震撼，他象地母之子安泰一样从山身上汲取了拼搏一生的力量。“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登山者在山野里探险，在大自然中求索，为我们深入认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为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断地丰富着人类物质、精神、科学、文化的宝库。他们也由此在历史长河中确立了自身的人生价值。人生有了执著的理想和不懈的追求，才会产生价值，才能通向历史的永恒。这正是17位勇士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思考和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