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梅里山难13年零13天的一个晴朗午后,我敲开了崔之久老先生办公室的门。崔之久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冰川学专家,有过从雪崩中幸免于难的惊险体验。中日联合登山队飞赴卡瓦格博峰之前特意拜访过他。“他们几乎坐满了整个临湖轩会议室,在我的面前不停地提问,雪崩的形成,发生前的迹象。17个人呐!”70高龄的崔之久教授回忆起那次座谈会,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得知这些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学生们”在海拔5100米的3号营地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崔之久立即给中国登山协会教练王振华打电话,询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故?王振华的回答是“失踪”,此外的一切都无从知晓。
崔之久告诉我,在世界登山史上,全军覆没的事例绝不多见。十几个人要吃要睡,需要的帐篷自然不在少数。这么多的帐篷之所以能够被雪崩一下子全部吞没,没有一个人来得及打开对讲机求救,肯定是扎帐篷扎得很集中。这就表明3号营地应该是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而在卡瓦格博峰被冰川严重切割、刮削的山坡上,相对平缓处意味着那里很可能就是雪崩堆积区。“这些年来,我心里一直有疑问,难道这些年轻人把3号营地不偏不歪地正好安扎在雪崩堆积区?”崔之久至今还是不能相信,1/3的成员拥有海拔8000米以上登山记录的联合登山队会犯下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但是,联合登山队遗留下来的资料显示,中日双方队员因3号营地的选址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分歧,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日方队员要求将3号营地建在三条支脊的一条之上,距离2号营地两个小时的路程,未来登顶的时候可以节省体力。中方队长宋志义却反对这种做法,他坚持3号营地一定要往后移,离横贯支脊的悬冰川越远越好。金俊喜事后回忆道:“当时没有专业翻译,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谁也说服不了谁。一向快人快语的宋志义恼火地说:‘要死也不是我一个!’他干脆下令让孙维琦和自己在原地搭帐篷。日方队员心里很不满意,在自己选定的营址上也搭起了帐篷。”最后,在翻译王建华的帮助下双方各自让步,宋志义和孙维琦的帐篷向前移150米,日本队员向后移 动一段距离。3号营地就这样建了起来,位于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雪包上。
“我认为双方意见都不正确,都没有离开雪崩区。2号营地旁边的冰川长1000米,宽500米,所以3号营地前进或后退100米意义不大。”金俊喜至今仍然坚持认为,“3号营地所在的位置,最多可作为存放物资的过渡营地。”
就在拜访崔之久老先生之后不久,我得到了一条听上去似乎更不妙的说法。“他们选择的路线根本就不对!”1991年1月17日,仁青平措曾奉命率队搜索在卡瓦格博峰遇难的中日联合登山队员,在体力几乎耗尽不得不下撤的时候,望着漫天大雪,他说的正是这句话。8年之后,为了找到他认为正确的路线,仁青平措自己组队决心要踏上卡瓦格博峰顶,后来因为虔诚的环保主义者的劝阻,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山难发生之后的第5天,成都军区高空侦察机在卡瓦格博上空对3号营地进行了航拍。航片显示,主峰右肩三个支脊沿东南方向有滑坡的痕迹。中间一条支脊下有一个方圆500米、呈扇形的新雪堆积面,专家分析这是大型雪崩的痕迹,而3号营地正处于这个巨大的扇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