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珠穆朗玛峰

　　《九死一生攀高峰》一书详细记述了他们十几年艰苦卓

　　我一直为1988年没能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而耿耿于怀。从北美最高峰回来后的第二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春天，进行了海峡两岸首次联合攀珠穆朗玛峰活动，我也是成员之一。不过队长曾曙生一为确保一名台湾队员登顶，二因对我的登顶实力没底，所以起初他只是计划4名藏族队员为台湾队员吴锦雄保驾，我没有进入突击队的名单。

　　我知道，我只有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一切，只有一声不吭，在突击顶峰的前期建营运输过程中，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能力。最后台湾队员也为我打抱不平了：为什么不让王勇峰上﹖这样我才被排进突击队名单。

　　5月4日，冲击顶峰行动开始前一天，突击队员从海拔8300米高度的六号营地向突击营地运动。跟在我后面的吴锦雄因没有节制地吸氧，把瓶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他实在走不动了，连话都说不出了，我突然感觉到腿上有东西在拽，停下脚步一看，是吴锦雄用雪杖在钩我的脚。我停下脚步，他恳求我把氧气瓶让给他用。我想了想，取下了自己的氧气瓶。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做，几乎意味着选择死亡。

　　而我也真的差点儿死在山上。

　　5月5日凌晨，我们6名登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到了。

　　这是8680米的七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我们都很为他担心，他还能完成登顶任务吗﹖

　　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时我们才出发。

　　近10年的登山生涯中，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儿。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太重要了，尤其是在珠穆朗玛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至少零下30度。一冷，天就好。

　　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雄的后面。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气调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儿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一步要是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也就无法完成了，生命也会受到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顶队员，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我能战胜它。横下一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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