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纪实
运动健将刘连满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他最先攀到被登山队员称作“冰胡同”的冰裂缝顶部。累了一天，多想赶快坐下来休息一会啊。但他看到自己的同伴还停留在“冰胡同”下面时，他便坚决地站起来，用冰镐保护着自己，然后抓起一根尼龙绳垂到“冰胡同”下面，用力帮助同伴们一个个向上攀。两个小时过去了，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四肢也十分酸疼，但他仍不休息，直到队友们上完为止。就这样，登山队员们安全地通过了北坳冰坡，登上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带。但后来由于暴风雪所阻，大队没能再继续前进。两次适应性攀登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危险信号：登山队员汪基，这个兰州大学的毕业生在6400米高山反应严重，经抢救无效牺牲，在他的腰里，还缠着一面准备插上顶峰的五星红旗。
攀向第三个高度
高度是登山队员们征服的目标。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登山运动员由于体质条件和高山适应能力的差别，有些人成了征服高度的幸运者，有些人却被高度弄得筋疲力尽，而告失败。因此，在有些国家中，都流传着所谓“高度极限”的说法，认为登山运动员征服高度的能力有不言而喻的极限。直至本世纪60年代初叶，中国登山运动男子的高度最高纪录是海拔7590米。是由史占春、刘连满和刘大义等 6名登山运动员在1957年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以后几年来，中国还没有人突破过这个高度。
在海拔 7590米的高度以上，冰雪、气候、地势会是怎样?人体肌能的反应又会怎样，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登山队员的新课题，只有在新的攀登实践中来回答了。4 月2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从海拔7007米的北坳营地出发，跨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开始了第三次适应性的攀登。
珠峰气候瞬息万变。北坳上空刚刚还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霎时间却刮起暴风，变得天昏地暗，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37℃左右。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行进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雪，深厚而松软。一脚下去，踩进一尺多深。走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有时，不得不全身匍匐到雪地上爬行。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傍晚，高空风更加狂暴，气温还在继续下降。登山队员们尽管有鸭绒帽、衣裤和坚厚保暖的高山靴全副武装，但仍一个个冻得全身战栗，呼出来的气立刻在嘴边凝成了一圈白霜，鼻孔很快就被冰冻封盖住，连吸气都很困难。
第二个牺牲者
弥漫的风雪，骤降的气温，使大批队员被冻伤，教练员陈荣昌的鼻子被冻掉了一截。但这都没能阻止登山队员的步履，他们迈着坚韧的步伐，继续前进，跨上了乱石垒垒的岩石坡。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空气中含氧量更加稀少。人们在这里变得异常虚弱，每移动一步，心脏就剧烈地蹦跳，上气不接下气。在大队通过一段距离不到20米的岩坡时，队员们不得不休息了 4次才登了上去。在这段攀登历程中，又一位登山队员永远地倒在了皑皑白雪中。他就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邵子庆。一道宽阔而陡滑的雪槽拦阻着去路，雪已变成了坚硬的厚冰，光溜溜的。穿着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仍然一步一滑，不时跌跤。刘连满背着30多公斤重的背包，仍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最前面，为大队开路。他先撑着冰镐，使自己在冰面上站稳了脚跟，然后再用冰镐一下下在冰上刨出台阶。在这样的高度，每一个动作都要使出全身力气，但刘连满一直坚持着，当这样的开路先锋。
由于高山缺氧和体力的严重消耗，刘连满眼睛里不时迸散着“金星”，胸口疼痛而胀塞，好几次几乎晕倒，但他一想到自己身后的队友，正亟待沿着他开的路前行，于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责任感支撑着他一镐一镐地刨，一步一步地攀，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
经过两天艰苦的跋涉，大队终于安全到达了海拔7600米的地方——中国登山史上的新高度。但能继续向上攀登的队员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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