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顶，这是任何登山者无法回避的目标。我们固然认同平安回家才是最终成功，但是如同足球比赛中进球瞬间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站在巅峰几乎是每个登山者最初始的动力。

但是登山是一项孤独的运动，没有观众，没有电视转播，甚至连对手都没有，那么最终如何证明登顶？登山界有无明确成文的条文规定如何证明呢？

答案是：没有。绝大多数情况下，证明登顶首先依靠个人诚信。

真实的攀登是一条完整逻辑链，每处细节环环相扣，牢不可破。而圆一个谎得靠另一个谎言，终有破绽，此时一套登山界内部的寻证机制便会运行。这一过程也许很快，也可能旷日持久，但终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彼时个人诚信破产所付出的代价则远远超过诈登带来的名利。

本文关于登山史上最著名的登顶疑案，从质疑到论证，讲述了一个登山运动如何保护互信机制不被谎言侵蚀的故事。

Cerro Torre是巴塔哥尼亚地区一座以险峻陡峭且气候恶劣著称的山峰。在它背后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

1959年意大利的塞萨尔·马斯瑞（Cesare Maestri）宣称首登了该山峰。1970年，马斯瑞在质疑声中重返Cerro Torre，携带一台内燃压缩机驱动的电锤，在Cerro Torre的东南山脊上粗暴了打了400个螺栓。但他止步于岩石顶壁靠近顶端处，因为认为最上方的冰蘑菇路段不属于这座山。东南山脊路线于是也被称为压缩机路线。这台压缩机依然挂在Cerro Torre之上，成为了这座山峰的一部分。

1974年，意大利同胞卡西米罗·费拉里（CASImiro Ferrari）沿西壁首登了Cerro Torre，这次攀登却并不为人熟知，对声名显赫的Cerro Torre而言何尝不是一种悲剧。

2012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年轻攀登者Hayden Kennedy和Jason Kruk不借助螺栓攀登了Cerro Torre后，下撤中撬掉了马斯瑞留下的绝大多数的螺栓（只有少数保留用于绳降），压缩机路线不复存在。

本文讲述登山界如何对马斯瑞宣称的Cerro Torre首登产生质疑，剥茧抽丝般将质疑坐实的过程。通过这一最著名的案例，让读者了解在个人诚信为先的前提下，登山界这套避免个人诚信越界的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如果没有Cerro Torre，留在登山历史上的评价将会是阿尔卑斯山一代传奇登山家，在多乐美地（Dolomites）留下无数新路线。但是今天，谈及马斯瑞，立即会指向Cerro Torre。

1952年，法国登山者里奥内尔·特雷（Lionel Terray）在首登Fitz Roy的时候远望Cerro Torre发出这是“不可能攀登之山”的感叹。特雷是50年代最著名的登山者之一，参加了法国几乎所有的重要远征攀登。有了特雷的鼓动，最顶尖的登山高手们都决意尝试一下这座当时技术难度最高的山峰。

1958年，意大利登山者博纳蒂（Bonatti，首届金冰镐终身成就奖得主）和搭档卡罗·毛利（Carlo Mauri）从西侧尝试攀登Cerro Torre未获成功。次年首登马卡鲁峰的法国登山者让·库西（Jean Couzy）在计划出发巴塔哥尼亚前夕不幸遇难。总而言之，一场围绕Cerro Torre首登的竞争已经紧张的开始了。

1959年，意大利的塞萨尔·马斯瑞（Cesare Maestri）和奥地利的托尼·艾格（Toni Egger）也加入了这场竞争。两人都是那个年代最杰出的登山者，在一场持续了六天的风暴后，马斯瑞独自一人回到了山下，带来了登顶的捷报，还有艾格被雪崩扫下峭壁的死讯。所有的登顶照片都随着艾格消失在了Cerro Torre下的冰川中。

马斯瑞回到意大利受到英雄般礼遇。直到近10年后，首次尝试攀登Cerro Torre，并且和博纳蒂合作首登了迦舒布鲁姆IV峰的卡罗·毛利（Carlo Mauri）首先发难。1968年，一支英国的队伍尝试Cerro Torre东南山脊未获成功，英国的Mountain杂志再次对马斯瑞的首登提出质疑。这支英国的队伍包括道格尔·哈斯顿（Dougal Haston）和阿根廷的Jose Luis Fonrouge 。哈斯顿在两年前的冬季开辟艾格北壁哈林直上路线（关于这次攀登在IMAX电影the ALPS中描述过），之后的1975年，开辟珠峰西南壁新路线，Fonrouge则沿Supercanaleta沟槽新路线（至今依然是Fitz Roy的经典路线）完成Fitz Roy的第二次攀登。这样一支一流高手组成的队伍，攀登进度极其缓慢，与马斯瑞描述的攀登速度相距甚远。整个队伍不免对马斯瑞59年的攀登起了疑心。

这份质疑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而无人系统的审阅是非曲直。横亘其中的是语言障碍。直到罗兰多·加里波蒂（Rolando Garibotti）的出现。

罗兰多生于意大利，长于阿根廷，最终移居美国，15岁开始就在巴塔哥尼亚攀登，编写攀登路书，熟知Cerro Torre每个角落，堪称巴塔哥尼亚首席专家，同时精通英语，西班牙和意大利语，解开谜团的最佳人选非他莫属。

2004年，罗兰多在美国登山年鉴（American Alpine Journal, AAJ）杂志上发表了调查报告《A MOUNTAIN UNVEILED 》，审阅了相关意大利语和英语的多份传记，文献，报告。对各处细节加以对比整理，分析种种矛盾，埋葬了马斯瑞首登Cerro Torre可能性的最后一缕机会。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马斯瑞如何描述他的Cerro Torre的攀登。

1959年1月，马斯瑞（Maestri），艾格（Egger），以及塞萨利诺·法瓦（Cesarino Fava）从东壁方向攀登1200米高Cerro Torre。起步是一段300米高的内角（Lower Dihedral），也就是下图三角形冰原（Triangular icefield）的下方。

这段内角攀登极其艰苦，马斯瑞每天上下往返，用人工攀登的方式缓慢推进，300米的内角路段全程铺设了12mm的麻绳。马斯瑞在他的传记《Arrampicare e ilmio mestiere 》中写道：“1月12日，今天非常疲惫，我们才攀爬了30米。”，另一日：“每一米的上升我们都要耗费巨大的能量。攀登非常艰难，岩壁如此陡峭而光滑，我们的进展极其缓慢。”15日，经过4天攀登，马斯瑞三人到达了三角积雪区的下方的平台。马斯瑞写道：“300米的艰难攀登终于甩在身下了。但是我们现在累坏了，胳膊不断抽筋，手也废了。”马斯瑞甚至没有力气下撤，不得不挖个雪洞休整。

三人在大本营躲避一场持续了10天的暴风雪。随后再次出发，沿着内角路段铺设的路绳攀登到三角积雪区。他们沿路绳攀登依靠的还是普鲁士抓结，极其的费时费力。

在接下来的描述中，马斯瑞三人穿过三角冰原斜向上攀登。虽然没有很多细节，但是可以看出比下方的内角还是容易，用了15-20个岩锥，完成了这部分150米的路段。

接着是一段带有仰角的内角（暂时成为上内角，以区别三角雪区以下的内角路段），然后再横切到Cerro Torre和相邻的山峰（后来被命名为Torre Egger，以纪念几天后遇难的托尼·艾格）之间的山坳“征服坳”（Col de Conqueset）。据马斯瑞回忆，从内角顶部到“征服坳”之间的横切非常困难。

从路线根部出发11个小时后，马斯瑞等攀登了700米到达“征服坳”（Col de Conqueset）。

尽管时间依旧充足，马斯瑞决定在此宿营，而法瓦也完成了协助运送物资的任务，从“征服坳”下撤回到大本营。那个年代既没有安全带也没有下降器，使用的是古老的Dülfer技术，即绳索从胯间绕过肩膀，依靠身体的摩擦绳降。法瓦回忆到：“当我回到冰川上的时候，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正照耀在Fitz Roy的顶上。”

“征服坳”以上是Cerro Torre北侧，地处南半球，北侧正是相对冰雪较少的地形。马斯瑞在书中说：“由于风的影响，整个北壁和北山脊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冰，最厚处达1米，最薄也有20厘米。长达300米的路段，我们的路线在北山脊左侧100米处的北壁上，没有想象的那么陡峭，大概45-50度左右，我们攀登得非常轻快。”同时马斯瑞也提及，他们携带了200米绳索，10个绳梯，30个岩锥，100个螺栓，30个冰锥和木楔，30米辅绳，3-4天的给养，宿营装备。仅第二天，就使用了30个螺栓，因为没有电锤等现代工具，螺栓是靠锤子在坚硬的花岗岩上砸进去。为了砸一个2.5厘米的孔，马斯瑞形容需要耗费30-40分钟，抡500下锤子。

第三天，北壁变得逐渐陡峭，他们铺设了250米路绳，打了20个岩锥，转向西侧，“这里的坡度大概在50-60度之间。这晚他们在距离顶峰150米处宿营。

第四天，马斯瑞似乎非常容易的就克服顶端冰蘑菇的困难，成功登顶Cerro Torre。顶峰的天气开始变得十分糟糕，马斯瑞形容说：“我们要把冰镐深深插入冰雪才能固定自己，否则就被风吹跑了。”

所以第一时间就是考虑如何下撤，马斯瑞没有选择原路，而是偏向东侧，这样可以避免再次沿“征服坳”下方的路段横切。下撤大约持续两天，终于到达三角冰原）Triangular icefield，距离他们在下内角（Lower Dihedral）预先铺设的路绳大约100米。马斯瑞和艾格决定挖个雪洞过夜，同时打了三个螺栓。艾格觉得雪洞不太靠谱，决定到下方看看，马斯瑞在上方放绳将艾格降下。突如其来的雪崩击中了艾格，割断了绳索。艾格和唯一的一台相机以及部分装备坠下东壁。在雪洞中躲避了一晚后，马斯瑞集中精力，继续独自下撤。找到了下内角（Lower Dihedral）路段固定的路绳，马斯瑞开始了最后的下降。离地还有几米的时候，马斯瑞一脚打滑，手没能拉住路绳，摔了下来。求生的欲望让马斯瑞忍着痛苦穿过冰川，几小时后在距离法瓦留守的营地300米远处法瓦找到了马斯瑞。

以上就是马斯瑞叙述的攀登过程。

如何确认一次登顶，有以下方法。反之，如果以下每项都无法自圆其说，那也可以确认没有登顶。

登顶照片，GPS轨迹这些都被认为是直接证据。照片中的邻近山峰，山脊等每一处细节都可能成为证实或证伪的依据。如果顶峰有固定标识，例如珠峰的经幡，这几乎就是百分百的铁证了（现在还是挡不住万能的PS）。如果背景中有山峰的更高点，那可能是没有登顶的证据。

确实不是任何时候都会有登顶照片的，比如相机电池，相机故障，遗失等等原因。那么他人旁证也可作为依据。目击包括在大本营目击登顶，或者短时间后看到脚印足迹。

杰夫·劳（Jeff Lowe）1979年单人攀登Ama Dablam峰南壁新路线，也没有登顶照片。登顶依据来自同队队友目击。

“这样可以作为有效证据吗？”我曾有机会关于这一问题问过乔治·劳（George Lowe）。乔治是杰夫的堂兄，曾经的攀登伙伴，也是一代杰出的登山家，担任过金冰镐奖评委会主席。

 “如果说看见了，那一般就真的是看见了，否则就干脆不说。没有必要为了帮别人撒谎冒着损害自身诚信的风险。”马斯瑞的Cerro Torre没有这两类证据，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验证。

对于首攀和新路线，或者极少重复的路线，路线留下的装备也属于铁证。即使非常干净的阿式攀登，留下下降的锚点几乎也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说前文提及的毛利和哈斯顿等人的猜疑还只是个人推理，1976年美国登山者吉姆·多尼尼（Jim Donini），约翰·布拉格（John Bragg）和杰·威尔逊（Jay Wilson）从东侧首登Cerro Egger，则是对马斯瑞质疑的重重一击。多尼尼后来担任美国登山协会（American Alpine Club，AAC）主席，是Latok I北山脊传奇攀登四人组之一，在登山界德高望重。

1976年他们的路线在“征服坳”（Col de Conquest）以下和马斯瑞宣称的1959年攀登路线大致重合。先是300米的下内角，沿途发现了马斯瑞遗留的大量锚点，路绳和其他装备。在三角冰原底部，发现了马斯瑞存储在此的装备。从三角冰原向上，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马斯瑞宣称的在北壁上打了30个螺栓，多支曾在北壁攀登的队伍无一发现马斯瑞留下的螺栓。

马斯瑞用了大量笔墨形容起步300米下内角（Lower Dihedral）的难度。接着是相对容易的路段。再往上，上内角以及其顶部和“征服坳”之间的横切，马斯瑞也形容是很难的路段。

多尼尼以及之后的几支攀登队伍攀爬这段路线后均给出了同样的意见：马斯瑞对几部分路段的难度排序完全是错的。近20年的技术和装备发展，下内角已经不再如马斯瑞形容得那么困难，但是三角冰原以上的路段却困难得多。而马斯瑞笔下很困难的横切实际容易得多，因为上方可以找到斜坡（ramp），而这一地形从下方看，因为遮挡是不会被发现的，所以沿着光滑的岩板横切看起来确实很难。

Cerro Torre地处大西洋沿岸，潮湿的寒流会在北壁的岩石上结上厚厚的霜，远看一片雪白。但是北壁上的这层霜没能和岩石固结在一起，十分松软，无法攀登。几十年间，没有哪个登山者能通过这层霜借力的。马斯瑞虽然是个十分优秀的攀登者，但是那个年代四处旅行攀登还不那么容易，他的攀登经历除了多乐美地仅限于马特洪峰了。这些经历和Cerro Torre的状况完全不一致，无法为他提供有效的经验。于是远远看去，马斯瑞也许把北壁上的霜当成了冰。

马斯瑞形容北壁这段冰的陡度大概50度左右，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人在Cerro Torre北壁见到50度的岩壁。而根据马斯瑞的描述，北山脊左侧100米处的岩壁几近垂直。

北壁以上是著名的冰蘑菇。在峰顶形成的蘑菇状冰盖向北侧突出，1981年英国的Philip Burke和Tom Proctor曾尝试从东壁转北壁攀登Cerro Torre，最终面对冰蘑菇无计可施。巨大的仰角，无法建保护点的松软冰质，不得不从此下撤。很难想象这样一处超越了已有攀登经验的难点，马斯瑞会只字不提。

当一个登山者高度投入完成一条攀登路线后，每处细节都会永远留在记忆中。就像德国登山者托马斯·胡贝尔（Thomas Huber）所言：“我可以清楚的记得近20年前攀登的Shivling路线的每一米（编者注：Thomas因Shivling新路线获金冰镐）。反之，对于没有实际攀登过的路线，详细描述整条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面对资深登山者的拷问，很难不露马脚。

相对客观的路线描述，加入个人能力主观因素以及天气和冰雪的实时条件，攀登时间节点就是另一难以复制的有力旁证。如果有攀登过程的照片或他人目击，时间节点中加入几个固定点，想把谎撒圆就更困难了。

路段难度会通过每一段攀登用时体现，也和个人能力直接相关。一份攀登报告中，各段时间节点必须符合以上两点的情理，且保持一致。如果出现有违情理的叙述，例如高难度路段速度更快，比较简单的路段反而用时更长，海拔越高速度反而越快，或者速度出现显著起伏，这样的攀登报告就可能引发质疑。

马斯瑞的起步300米下内角路段用了4天修路。而后一天内攀登了700米，到达“征服坳”，这不仅和前300米所体现的个人能力极度不符，与同时代的Fitz Roy首登（1952年）及百内塔峰（1963年首登，伯宁顿爵士及队友，金冰镐终身成就奖得主）横向比较，这样的速度也是不可思议。

在北壁路段，马斯瑞形容攀登得十分轻快的路段（原文为climb on air），背负了至少25公斤装备（详见前文其个人论述）。在坚硬的花岗岩上打了30个螺栓，每个耗时30-40分钟，仅此一项就消耗了17个小时。这些时间节点分析显示，马斯瑞的报告不合逻辑。

各种证据指向马斯瑞没有登顶Cerro Torre，三角冰原是他到达的最高点。但是有一个疑团始终没有解开。马斯瑞宣称的6天攀登里，他们到底在干嘛？三角冰原是此前修路设置路绳到达的最高点，难道6天里一点进展没有？

在马斯瑞的书中有一张托尼·艾格在攀登中的照片，描述是Cerro Torre下部一处Slab的攀登。

直到有一天，罗兰多在查找了大量的照片资料后发现：这张照片根本不是在Cerro Torre。而是一座名为Perfil de Indio的塔峰的西壁，也是Aguja Standhardt以北的山坳。这处山坳现在是翻至Cerro Torre西侧的标准路线之一，可以猜想，他们那6天里翻到Cerro Torre西侧了。起步的三百米攀登得如此困难，马斯瑞已经从内心投降了。前文也提及，在他们攀登的前一年，博纳蒂和毛利沿西壁攀登到了更高处，于是他们也觉得改道西壁路线更有机会。之后的细节依然是个谜，也许马斯瑞最终会带着秘密离开这个世界，或者将来忏悔自己欺骗了整个登山界。现在，没有人知道。

但是可以猜到的是，从西侧绕回东侧的下降过程中，托尼·艾格出了意外。1975年，多尼尼考察攀登路线时在冰川中发现了艾格的遗骸，随后他的遗物也在不远处相继发现，唯独没有那台传说中的相机。多尼尼也不解，16年时间，遗骸为何能随冰川移动如此之远？如果是从Col de Standhardt山坳处坠落，就合理很多。而那台所谓失踪的相机，其实根本没有遗失。

所以，一张不经意的照片成为盖棺定论的最后一枚钉子。

这样的谎言受伤最大的莫过于死者的亲人。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依然不知道亲人逝去的真相。托尼·艾格长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时至今日，为了掩盖真相，艾格的日记本都没有回到亲人手中。

不可否认马斯瑞是个非常优秀的登山者。即使被掩盖的这段从Cerro Torre西侧返回东侧的翻越，罗兰多依然赞不绝口。因为如何翻上这段山坳，让很多队伍头疼不已，而马斯瑞和艾格实际找到了一条非常容易的路线，显示极高的route-finding的能力。

如果承认没有能登上Cerro Torre，马斯瑞的名字依然会被后代记住。但是谎言，让他终身背负了负面名誉的高昂代价。

登山应该是一项建立在诚信上的运动，对每一次首登和新路线采取默认为真的原则。一旦打破了这一规则，对每一次攀登都需要验证其真实性，无法想象这样的登山世界会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