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户外》杂志派我去尼泊尔参加并记录一次有向导的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我是8人探险队中的一员。这支探险队由来自新西兰的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带领。5月 10日，我登上了峰顶。但这次登顶却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我的5位队友中，包括罗布·霍尔在内的4人消逝在一场突然而至的风暴中。等我下到大本营时， 4支探险队中共有9人死亡，另有3人在5月底相继去世。这次探险使我深受震撼，很难将其付诸文字。尽管如此，从尼泊尔回来5个星期后，我还是将手稿送交给了《户外》杂志。该杂志的9月刊发表了这篇文章。本书即将完成时，我试着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记忆中抹掉，重新开始生活，可未能成功。透过如迷雾般纷乱的情绪，我继续试着弄清事情的原委，但总是被同伴的逝去所困扰。

　　在《户外》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我在当时所能写出的最准确的记录，这是因为截稿日期刻不容缓，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又非常复杂，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也因疲劳、缺氧或者受到惊吓而被扭曲。我在一次调查中请3个人回亿一件所有登上珠峰的队员都可作证的事，但我们当中竞没有一人能在诸如时间、对话、见证人等关键事实上保持一致。《户外》杂志登出这篇文章几天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报道中有几处细节上的错误。这当中大多数错误是由于记者赶时间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不准确，但其中一个纸漏绝不是个小错误，它给遇难者的亲友和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其次，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些材料因为篇幅有限不得不被割舍。《户外》杂志的编缉马克·布莱思及出版商莱利·伯克已给了我充足的空间来讲述这个故事：他们使得这篇文章长达1．7万字，是一般的杂志上此类特写的4至5倍长。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写得太简略以至于无法准确地再现这场悲剧。珠穆朗玛峰彻底地震撼了我。将整个事件完整地、不受篇幅限制地记录下来对我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本书正因这些冲动而成就。人的大脑在高海拔地区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不稳定性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避免过分依赖自己的感知，我在各种场合十分详细地采访了书中主人公的大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利用大本营中保留下来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来证实一些细节，因为大本营里不乏意识清醒的人。那些曾读过《户外》杂志上登出的那篇文章的读者会注意到杂志上的某些细节(主要涉及时间问题)与本书所写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修改说明，在杂志文章刊出后，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我所尊敬的几位作家和编辑曾劝我不要急于出书。他们规劝我等上二三年，以使自己远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的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发生的事情快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了。我当时想，写这本书或许会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当然我还是没有做到这点。我同意这种看法：当作者的写作成为一种精神发泄时，正如我所做的一样，读者通常会感到受了冷落。但我希望读者能从我在悲剧发生不久之后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使我的描写有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似乎会面临随时间流逝和痛苦的消散而被过滤掉的危险。某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不去攀登珠峰有很多的理由，但攀登珠峰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任何会认真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超越了理性的范畴。

　　显而易见，我知道有很多危险，但还是去了珠穆朗玛峰。这 样做，我成了谋害善良人们的合谋，这一点将在我的心中留下长 久的烙印。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的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发生的事情快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了我当时想，写这本书或许会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当然我还是没有做到这点。我同意这种看法：当作者的写作成为一种精神发泄时，正如我所做的一样，读者通常会感到受了冷落。但我希望读者能从我在悲剧发生不久之后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使我的描写有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似乎会面临随时间流逝和痛苦的消散而被过滤掉的危险。某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不去攀登珠峰有很多的理由，但攀登珠峰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任何会认真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超越了理性的范畴。

　　乔恩·科莱考尔

　　1996年11月于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