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九日，星期一　原地待命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刚刚入梦，王队长已经醒来，叫他们两个起来准备上山，王海角和杨立群可能是没有休息好或不想起来，赖在睡袋里不动。我抖擞精神，乘机要求上山，一是我的衣物等已到C3，现在上是轻装上阵，适应过一次的我状态也要作比他们强许多；二是除三付100美元的踏雪板陈骏池、姚伟伦和王队长用了外，还有两付广州队带来的自制的踏雪板，如果今天我上就能用上，再走C2到C3那十二小时的路段我就不会十分犯醋。王队长没有表态，只是对王海角说：你不听话张教授让我踢你沟子（屁股）。我明白了王队长的用意，新疆工学院来了三个人，如能有一人登顶的话对他们、对将来学校开展登山活动都会起到鼓励和促进作用，而从目前来看最有希望的是王海角，这种本位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而杨立群是王队长去年带出来的博格达登顶队员，当然希望这次再接再励。而我的顾虑是不赶上这一批，后面可能无人能与我一同登顶，虽然杨立志一人登顶成功，但我对自己一人突顶并无十分把握。他们的分析也是除王磊自动放弃外，其他人都算老弱病残，无登顶实力，但王队长和杨立群表示如果没有其它人与我一起攻顶，可陪我再登一次，我只能将此言当作善意的鼓励，因为体力最好的杨立志登顶后下撤都成了照顾对象，其它人谁还有实力连续登顶两次。

　　原计划他们三人应在八点钟天亮时出发，由于两人的磨蹭改为吃一顿午饭再走。王队长自己动手把C2有点堵塞的炉头修理好，这样我们烧水的速度就快了许多。我们已上C3的几人都把不带的物品留在了C2，他们发现了姚伟伦的五袋日本米饭，决定先共产大家吃一顿饱饭，我们边聊边吃，没想到小小的一袋米饭刚吃一半肚子就饱了，看来这种食品确实有其过人之处，难怪香港的两人都带了足够的这种米饭。四个人一人一袋米饭，剩一袋留给今天将到C2的张教授。饭后几个人的精神明显好转，早上飘着的小雪也停了，因为上去的是三个人，我让他们加上一条睡袋，今天陈骏池和姚伟伦应按计划登顶后下到C2，现在对讲机联系不上，一定是上去了而远离通讯距离。而昨天他们使用自制踏雪板时发现不象进口踏雪板有防滑齿，今天为了防滑是穿上冰爪后再捆上踏雪板，这样才能起到防滑和防陷的双重作用。

　　他们走后，我呆呆的想睡睡不着，对自己能不能登顶产生了怀疑，可以说来的每一个队员都希望自己能够登顶，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表面上会说出一些光冕的有哲理的话来。这次是一个机会，对体力、意志都是一次考验，虽然技术含量不高，对于走如此的雪坡也算积累一些经验。我以前登山都常有打退堂鼓的时候，不管是内地的华山、北京的海坨山，还是西藏的什么山，最终都还能够按计划到达目的地，现在也是我敲退堂鼓一方占上风的时候，只要给我一个比较能成立的理由我就该下撤了。

　　下午三点，王昕昊到了C2，我见他上来，立刻点火给他烧水喝，不料新修过的炉头出气大，把我拿火柴的食指燎了一下，以致食指尖出了一个小水泡。他昨天宿营C1.5，杨立志去后就是和他住在一起，据说他那里炉头总点不着，今天上午两人折腾了好久才点着，吃完喝饱才开始上山，还说张教授今天从C1上到中间营地，现在也在来C2的途中。聊了一会儿，张教授也到了，我吃惊张教授能从C1直接上到C2来。原来，这两天天气好，下面的雪都化的很薄了，给攀登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感觉互相之间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要谈各自这几天的情况，大本营的事比较多，由于山上化雪，营地几次险被水冲，有几个帐篷重新搭建，金指导带着他的人也来营救，在靠山一侧筑起一道小小的防水堤，把水引走等等。胡杨和吴新刚从塔什库尔干回来身体未见好转，估计希望渺茫。我们一边聊一边等着山上的消息，遗憾的是张教授把自己带的一台对讲机上午交给了杨立志，现在C2可以说与上下都失去了联系。入夜，计划应该下来的陈骏池和姚伟伦还没有下来，我当心他们出事，而五个人C3也绝对住不下。王昕昊认为我是胡操心，最严重的情况是死人，而此时此刻我们帮不上任何忙。虽然他说的有道理，但我对他冷漠的态度实在难以接受。由于山上一直没有人下来，原计划我们三人明天上C3只能顺延，这意谓着我在C2又要呆上一天，而我的食品都在C3，这样必然造成C2食品的短缺。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　原地待命

　　醒来时外面天阴，三人都有些不想起来，反正今天只能与这帐篷为伴了。忽然外面传来急促的说话声，并有人敲敲我们的帐篷，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出事了，拉开帐篷门，外面站着的是一个外国滑雪者，说的不知是何种语言，他见我听不懂，急切地向山上指了指，我回过头来，只见四个滑雪者用绳子拖着一个睡袋，正从六千三的地方把睡袋往下顺。我说"出事了，赶紧穿衣服。可能是我们的人被外国人拖下来，他们滑雪行动快有利一些。"张教授已穿好衣服、靴子先钻出帐篷，接着我也穿好钻了出去。即使是如此紧急的情况，我们向上走还是需要走几步就喘喘气。

　　滑雪者们停在了左侧的雪坡上，那里有一顶法国人的帐篷。张教授先到跟前，对我摇摇头，表示不是我们的人。我也走到近处。滑雪者们异常焦急地围成一圈，伤员看来是高山反应中最严重的表现－－脑水肿，已基本丧失自主能力。有两人正将他从睡袋中拖出，并搀扶他小便。张教授是老派知识分子，不懂外语（或口语），就先回去了。我与一个滑雪者谈了谈，知道是又一支瑞士队，他们昨天刚把帐篷搭在我们C3营旁边，因为队友中一人情况不妙，所以天刚亮就下撤了，并说中国队昨天是五人挤在一顶MT24帐篷里。得到我队人员无恙的消息，我也就放心了，看看对患者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只能问问要不要饮水之类，人家自带的有。天仍然很阴，还是先回帐篷再说。

　　我们三人回到帐篷，分析C3可能出现的情况，依然是瞎操心。突然想起应该拍一张救人的照片，再钻出帐篷他们已经往下走，只拍到一张离去的照片。我们对瑞士队营救队员的组织工作非常欣赏，一人背上其它营救队员的雪杖在前开道，另四名滑雪者用辅绳拴着装患者的睡袋往下滑，当然这需要合适多的人手和好的滑雪技术。由于我的外语也很差，没有去问我队更详细的情况，虽知道他们在C3平安无事，但为什么宁愿五个人挤一顶双人帐篷也不下来，而原计划没有对最后撤营具体安排，会不会是等着五个人撤营比较方便。我的这个设想引起了他俩的注意，作为一个临时组建的队伍，队员的状况和能力事先是无法预料的，组织者不可能想到最后从C3下撤的人员是谁，已经登顶的队员也不会再上到六千七的高度去拆营，如果上面五人商量的结果是我们下面不会再有人有能力上到C3，或者说即使能够上到C3，但无能力拆营的话，利用五人的人数优势，即使有两人无能力帮上忙，也能顺利把C3拆干净（带走任何垃圾）。这一点王昕昊就认为自己即使上到C3，不管冲顶与否，都是精疲力竭地下撤，绝对无能力拆营，但如果上面五人真做了拆营下撤的决定，则是遭人唾骂的釜底抽薪行为，他决不答应。张教授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如果未发生我们后上C3的队员又没有实力拆运宿营装备和垃圾，我认为如果有我们三个人在，无论冲顶成功与否下撤到C3时可以再住一晚，养好精神次日早上拆营是可行的，实在不行可以用绳子拖着包下撤会好一点。所有的胡思乱想都在于无法与上下各营取得联系，也暴露了临时组队的一些弱点和不足。

　　王昕昊是前清华登协成员，对清华登山队严谨的登山计划非常赞赏，那可以说是日本式机械操作，登顶队员和协作队员区别严格，各营物品带上带下都具体指派队员，这种计划只适于队员们长期合作比较熟悉的队伍。他也介绍了自己的登山梦，他这次来攀登慕士塔格只是一种体验，以后不会再玩登山。他说年初我带王磊等几人出去攀冰，他打听到攀登慕士塔格不需要攀冰技术就没有参加，可以说目的非常明确。在大本营开会分组之后，他和王磊、胡杨就分析我的状况并不好，认为从技术上我在队里可算一流，但两个月来的颠簸奔走，体能得不到调整恢复就来登七千多的山，是无法跟上A组的节奏的。在闲聊中可知他看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慕士塔格登山资料，使我想起在大本营时看到的厚厚的一摞打印件。从这一点比较，我在来慕士塔格之前除知道高度和难度不大外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是到乌鲁木齐才决定的这次登山，但也说明自己理论上学习太少，没有把精力放在登山的企划上。

　　张教授给我的映象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在王队长不在的时候主动担起了全队的重担。在我对他的本位主义表示不满时，他非常诚恳的接受我的意见。新疆工学院是在张教授的大力倡导下才使登山运动开展起来，很不容易获得了院长的首肯，如果这次能够有人成功登顶，他回校后就更容易开展工作。当我和王昕昊对王海角的品质表示不解，例如在各个营地都是饭不做好不起来，如不指派从不主动做任何事，对他人的物品总是随便借，却说登顶后院长会派车来接，让我们把他侍候好以便搭便车，回校后各方面会好过些等等。张教授说王海角是体育部选送的，事先并不知道他的为人，他还给我俩讲了选人的故事：这次登山很多学生都想参加，王海角的母亲打电话找到张教授，希望能让王海角参加这次活动，因为其父母以前是这里的下乡知青，后当赤脚医生走遍这里的各个村落，回城后其父病故，母亲希望儿子能到这个双亲曾经共同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我也被这感人的故事打动了，并对王海角的身事充满同情，他的行为是这一代人的普遍行为，其母亲也一定非常溺爱他。

　　帐篷外人声噪杂，一支外国队上来了，其中一名女队员哭的很惨，一位男队员抱着她安慰着，我们原以为是累的原故，听听才知道这位女队员见了装在睡袋里被营救下去的瑞士人后，一直是哭着上的C2，并表示不再继续攀登了。广州队的肖MIN上到C2，这是自广州队进山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人，我很高兴在C2能见到又一支中国队，因互不认识，只简单寒喧了几句，他想把帐篷支在我队帐篷和另一帐篷之间不到三米的空雪地上，我告诉他中间有防风绳只能另找地方，他有些悻悻地走到另一帐篷群建营，我想他一定误会了我的意思，只能下山后请VEGA解释一下。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汤老师和陈君武也上到了C2，而且汤老师是直接从C1上到C2，看来这段路上的雪已经不那么厚了。他俩的体力都不是很好，陈君武今年在玉珠峰还出现过严重的高山反应，能够上到C2真不容易，汤老师还带来了原张教授用的那台对讲机，这对于我们是莫大的喜事。

　　我们立刻与山上联系，回话的是陈骏池，称他们昨天没有攻顶，今天姚伟伦、陈骏池、王铁男三人先后攻顶成功，现正在下撤途中，陈骏池出现胃出血，现在是陈骏池和姚伟伦两人在一起。我顿时来了精神，点火烧水为他们准备冲点喝的。C3上应该还有一台对讲机，可怎么联系都接不上。陈骏池在通话中说半小时的路程他俩一个小时才下来，进帐篷坐下，喝了一点刚冲的果珍，精神很快恢复过来。他俩介绍当天登顶的情况是：三人早八点出发，分别是姚伟伦六小时、陈骏池六个半小时、王铁男七小时登顶。陈骏池在出发时就出现胃出血，仍坚持冲顶后下撤；姚伟伦一边拍照一边等王铁男，然后下撤并追上陈骏池，而王铁男在后面不见踪影，估计有可能留在了C3。王海角和杨立群计划明天冲顶。并说山上食品和燃料都不够，让我们上去时带足。我们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更增加了自己成功的信心。也谈了我们对拆营的顾虑，他俩表示可以再上来拆C2，而C3如果没有能力就只有放弃了，认为多花几百元钱登上一座七千五以上的山峰多值啊。看我精神很好，都叮嘱陈君武说跟上老马，一定能登上去。临走，姚伟伦将自己剩下的食品留给陈君武，又给我们每人一袋十粒的得力素糖（单糖型能在运动中快速补充能量）。

　　他俩走后，我们商量对策，由于C3只有三付踏雪板和一顶双人帐篷，决定明天张教授、王昕昊和我上C3，汤老师和陈君武在C2等一天，为互不干扰，今晚汤老师和陈君武去住一旁的法国队帐篷。此事可以说C3的陈骏池和姚伟伦推迟一天下撤，帐篷和踏雪板就出现危机，今天杨立群和王海角没有踏雪板可供冲顶，而C2是我们仨上不去，汤老师和陈君武上到C2就没有住处和睡袋，只能违例去法国队帐篷住一宿，连锁反应本应陈骏池和姚伟伦先下撤以保证原计划顺利实施，主要原因还是通讯不畅，遇到天气变化等因素不能各梯队协调行动。

　　汤老师和陈君武不仅没有带睡袋，也没有带食品，称是下撤的杨立志说食品足够了，由于时间超过了预定计划，陈君武自带的米饭等也吃完了，由于上次在C1.5时他说自己没有米饭吃不饱，我在做饭时问他怎么办，他说：方便面也可以啦。大家对他从不背与已无关的公用物资很有意见，现在又开始占用原本不多的公有食品。同是香港人，在为全队出力的问题上姚伟伦就作的非常好，C2的这顶帐篷就是他一个人背上来并建的营，在BC我招集大家整理上山用食品时总是姚伟伦走在最前面。我们对C2的食品和燃料进行了清点，发现除压缩饼干较多外，其它食品均所剩无几，而C3也需要食品带上去，汤老师主动让我们尽管带，他可以吃压缩饼干，而在山上只要有方便面基本上没人吃压缩饼干。

　　不知王队长为什么不下来，高海拔营地应是尽可能少住的。

　　我们又商量拆营的问题，我建议登顶后撤回C3，养足精神第二天拆营，这样登顶当天就可以天亮出发，减少我前天遇到的头灯和寒冷等问题。他们认为上C3再看情况，能不能到C3都不一定呢。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上到C3

　　照例起来后先做饭，前天留下的一袋米饭今天派上了用场，按王昕昊的做法（他曾吃过陈君武的米饭），先烧水倒上一袋方便面和调料，再把速食米粒直接倒进锅里闷一会儿。三个人饱饱的吃了一顿，这种饱不是任何方便面能补充做到的。

　　九点钟天已大亮，我们仨没有惊动另一帐篷的汤老师和陈君武，背上背包出发了，由于我的包已在C3，只背了一个保温水壶；他俩也只背了一天的食品和个人衣物，不象我和杨立志上时还有帐篷睡袋等建营物品，所以都是轻装上阵，感觉轻松许多。不知是昨晚下的雪或是风吹来的雪，踩着还是那么深，一开始我也无力全程开路，仨人轮流做先锋，在走到六千三上面的那段较陡的雪坡时，张教授的手套掉了并下滑了五十米，幸好张教授还有另一付备用手套，否则我们中间必须有人下去捡，而一个五十米来回在当时来说是多么不易。再向上仨人体力消耗都很大，走到六千四见到那两个法国人的帐篷，我们本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喝点水，谁知竟躺下睡着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重新出发，仨人的体力就显明朗。我、张教授、王昕昊仨人之间距离越来越大，犹其是王昕昊，在变化不大的雪坡上行走有时竟看不到他。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人影，我看着象是队长王铁男，向他挥挥手，他看到我，竟然坐了下来，我知道那地方与C3雪坡距离也就一百米左右（非垂直距离），不知道昨天就登顶的他为什么到下午六点才走到这里。慢慢走到他跟前，发现他说话声音有些颤抖，说自己从C3出发已经走了很长时间，而今天王海角和杨立群没能冲顶，他俩明天上，因为他们这几天没有吃什么东西，食品和燃料都有很多。我知道他的体力已近衰竭，认为他现在才下撤天黑前可能赶不到C2，一旦在路上就天黑会非常危险。张教授跟到，我和张教授一同将拆营的想法向队长谈了谈，以备万一无人拆营怎么办，王队长表示迫不得已按装备的价值带走最值钱的。

　　至于今天C3又成了五人共用一个双人帐篷，他说瑞士队下撤送病号后帐篷空着可暂用。王队长可能觉得张教授和王昕昊冲顶没有希望，叮嘱我漫漫雪坡一个人冲顶时极易出现幻觉，一定要小心自我控制。我想他自己一定也经受了幻觉的考验。还说踏雪板下山时感到并不是很好用，把自己用着的一付踏雪板留给了我们，而后蹒跚地向下走去，但还是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指着雪坡上方王队长留下的脚印，对张教授说不到十步就有一处坐过的雪坑，队长是不愿让我们看出他的严重衰竭下去时没有坐下，还找理由把踏雪板留给了我们。

　　我看张教授精神极好，建议把踏雪板留给被落下较远的王昕昊，等了半个小时，王昕昊才到，他已经精疲力竭，却硬撑着给自己找被落下很远的理由。我们按王队长的做法教他怎么用踏雪板，而后我和张教授继续上路。

　　走到我们的C3营地，看看表已近下午九点，这里下着小雪，我俩坐在门口休息。杨立群和王海角没想到我们会上来，有气无力的说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只靠喝葡萄糖维持。我看着他俩脸上的灼伤（阳光），呆滞的眼神，心想这种状况还能登顶？我对张教授说杨立群和王海角根本没有能力冲击顶峰，让他俩去住瑞士队帐篷，我们仨在自己的帐篷做饭烧水都方便，总不能在外国队的帐篷生火做饭吧，张教授当心那帐篷里面没有睡袋，我又勉强走过去，那是在雪坡向上三十米的地方，帐篷是TNF的VE25ExpedITION，比我们的VE25要长一些，炊事区烧的半锅饭扔在那里，想必当时送病员下山很仓促，看里面一应具全才返回自己的帐篷。（看走了眼，一个睡袋和一件羽绒服被我当成了两个睡袋。）

　　我们的帐篷门口一片狼籍，我看王海角的靴子被埋在了雪里，便帮他翻出来抖抖雪，方便他一会儿换帐篷，他说这两天人多不知是谁给扔出去的。此时，王昕昊也上来了，我的精神也完全恢复，让张教授和王昕昊都进帐篷，我自己堵在门口先为杨立群和王海角做饭，希望等他们去瑞士队帐篷后再做我们自己的饭，我的两脚伸在门厅下面挡着风雪，身子堵在门洞处，杨立群白天准备的一满锅雪迟迟化不开，听王海角说就十几个小时冲顶明天拼了，但他的长腿不时踢向烧水的锅，我用大腿拦在中间，担心他把好不容易烧化的水踢翻。杨立群明显意识清楚一些，说前天穿简易踏雪板上C3还用了十个小时，而陈骏池和姚伟伦滞留一天导致当晚五人共用一个帐篷和三条睡袋，根本无法睡觉和做饭。昨天姚伟伦、陈骏池、王铁男三人冲顶成功，王队长下撤到C3时已精疲力竭，只好住在C3，这两天他们都没有吃任何东西，只有杨立群烧过几次水冲点葡萄糖喝，王海角还总是踢锅，他说以后再也不登山了，这次也是王队长拉着他来的，因为他毕竟是去年博格达的登顶队员。他明智的表示明天下撤，说自己白天还出帐篷走走，都感到有气无力，王海角已经躺了两天，要喝水都自己坐不起来，还想冲顶？！

　　第一锅水烧好了，他俩表示什么也吃不下，冲点葡萄糖喝就行，我先给他们灌了一壶晚上用，然后在把锅递给王海角时，他好不容易抓着帐篷杆才坐了起来，接锅的手哆嗦着，往嘴里倒竟把锅给弄掉了，还把我的睡袋弄湿一片。我灭了火，让他俩先出去，等他俩走后我们还要做饭和烧明天路上用的饮水。我和杨立群站在帐篷外等着王海角穿衣服、穿靴子，他进进出出爬着站不起来，而我穿的是白天用的TNF冲锋衣，烧水时脚已感觉麻木，而现在在海拔六千七的风雪中站着，全身冻得瑟瑟发抖。王海角居然一个小时也未能穿好靴子爬起来，杨立群冻的不行先去瑞士队帐篷了，此时已经半夜十二点，我和张教授商量，王海角再这么闹腾明天冲顶的计划必然泡汤，因为今天我们三人到C3后滴水未进（张教授只喝到锅里的一口水），即使他现在安静了我们烧水做饭也要到半夜三点，休息不好谈何精力用于登顶。张教授也恨自己带出一个意志薄弱的学生拖大家的后腿，说只好明天休整一天，设法把他俩送下去。现在王海角是动不了了，王昕昊到C3后就躺进帐篷，也没有体力去瑞士队帐篷住，只有我去了。当我到瑞士队帐篷时，杨立群已经躺下，听是我来了，说帐篷内只有一个睡袋，另有一件羽绒服，我自己的羽绒服在包里（四天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