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从北方的隆冬寒雪打马而过，和战友环岛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到儋州追寻偶像的足迹。从白马井到海花岛的路程约半个小时，相对于恒大在海花三岛富丽堂皇的现代摩登建筑，其实更加期望东坡书院的槟榔庵。这也是很久之前的小Flag---遍历东坡足迹的几个关键点，我想，儋州应该是必选。

苏东坡立像

东坡先生一生之足迹

儋州，古称儋耳，是海南省下辖不设区的市（地级），位于中国华南，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儋州属热带季风气候，著名景点有蓝洋温泉、东坡书院、恒大海花岛等，先后荣获“全国农业百强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明示范市”等称号。2021年6月，《2021一季度中国城市环境舒适指数报告》，儋州分别入选2021一季度“中国十大环境舒适之城”第二名、2021一季度“中国十大空气天气清新之城”第二名。

海花岛

北宋绍圣元年（A.D.1094），章惇任相，再度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反对新法的苏轼便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被贬到惠州。这一年的十月二日，他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南来，原来他以为粤东的惠州是蛮荒瘴疠之地，谁知下车伊始，一看山川风物，美不胜收，不禁高声赞美“海山葱茏气佳哉”！于是消除了政治上失意之感，表示“不辞长作岭南人”。一住就住了三年，写下了一百九十多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序跋。后来因为他写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传到章惇耳里，章认为他的贬谪生活太闲适了，这才再贬到海南儋州。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章惇选择儋州这个地方，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的缘故。而苏辙被贬谪到雷州，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如此荒诞的理由，后世之人没有不为之愤懑的。1097年，此时的苏学士，自朝云去后，一直独自生活，已然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了，以前偶尔看过一本《人口论纲要》（民国，许仕廉），宋朝人平均寿命约30-50岁（百姓30岁，上层50岁+），如此计算，巴蜀人东坡同志现在应该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阶段，加之岭南气候潮湿瘴闷，云水氤氲，内心之忧愤苦闷，油然而生，而元祐党争中上百个被反复折磨的栋梁之臣，只有他一个人被贬儋州。

北宋神宗时期疆域图

东坡仕途路线

儋州古称儋耳。不要看现在是外出旅游的首选，在北宋时期，是极为荒蛮凶险之地，古称“南荒”，“非人所居”。东坡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一人（苏迨留在了广州，苏过将家室留在惠州），前往儋州。走到梧州的时候，苏轼突然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而且也在报到的路上，尚未走出滕州，距离百里左右。

苏轼决定加快脚步，一路疾行，追赶苏辙。兄弟二人在万里之外的异乡能够相聚，可谓悲喜交集。据说兄弟俩相伴而行，一走就是数日。有一天他们来到滕州的一家小酒店歇息，店里只有做工低劣的汤饼，也就是热汤面片。养尊处优惯了的苏辙，看着脏兮兮的碗筷和“粗恶不可食”的汤面，便放下筷子唉声叹气。而苏轼却毫不在意，风卷残云，片刻吃个精光。还跟苏辙调侃说：“你想仔细品尝这美味吗？”

我们无法想象北宋年间的面片汤，它的粗糙是何种感受。推想当时的研磨技术，面食应该远不如现代的精细，什么都能看得开的苏轼，尚且都要采取不嚼快咽的策略，其低劣不堪便可想而知了。身陷绝境，却能坦然面对，谈笑自如，苏轼这种乐观旷达处变不惊的心态和境界，也难怪千百年来，让人深为叹服。

记得应该是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冬，22岁的苏辙送24岁的哥哥苏轼至郑州，分手回京，作诗寄苏轼，苏轼和作《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辙十九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中进士。他与苏轼赴京应试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如今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又要经过渑池，因而作此诗。我一直认为，这首看似平淡的一首和诗中有苏轼无数佳作中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哲理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而此时此刻，不知兄弟二人是否还是会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场相聚。苏轼在雷州和弟弟相聚了四天，又忍痛而别，挥泪南下。临别少不了叮嘱苏辙要放宽心态，保重身体。“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纵使千百年后的今日，想象一下他们两人生离死别，各奔苦难前程的凄然情景，依然如在眼前，令人痛心。

拓片

孤帆一片，载着苏轼父子，驶向茫茫无际的大海。苏轼却在诗中这样表达自己对命运的理解：“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儋州驿道，路旁儋耳山仿佛横空出世，拔地而起。危岩峭壁，奇峰怪石，迥异中土。农历七月初二，苏轼父子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行程数千里，抵达儋州被贬之地。他在诗中写道：“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苏轼来到了儋州，来到了他想象中的海天之外，异域的景象是如此新奇。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即便在遭受贬谪的厄运之中。

风烛残年，万里投荒，苏轼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他觉得这一去是再也无法踏上归途了。在赴海南途中，他给弟弟苏辙寄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可见苏轼已将海南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最后的归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此刻，这里没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没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也没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有的只是“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的释然了。

昌化军（儋州）的军使张中，对苏轼很是照顾，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还时常与苏过对弈达旦，苏轼在一旁观棋不厌，一派心安理得、气定神闲的高雅光景。当时，朝廷对贬谪后的苏轼还有如下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幸亏遇到侠义的张中，使得初到儋州的落魄文豪，心里总算有一份慰藉。苏轼在后来赠给张中的诗中说：“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半年多，苏轼的政敌湖南提举董必（此人是读过关于先生的书中唯一一个有记载东坡不喜欢的人，鳖相公）察访广西，听说这个情况以后，派人（副手彭子明，据说彭提醒董：别忘了你也有子孙。董才有所收敛，没有亲自去）来到儋州，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后来又罢了张中的官。自己好日子结束了不说，还连累好人丢了官，苏轼一时十分沮丧。据说好友佛印一度要来海南看他，他写信回绝，称自己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用手里仅存的一点点积蓄，在城南面的桄榔林下，买了一块薄地，并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认为应该是槟榔庵）。好在海南的黎人淳朴善良，豪爽好客，经常有人给苏轼父子送些吃用杂物。

据儋州史料记载，苏轼在儋州三年多的时间里，向当地的黎族百姓传播中原文明，可谓不遗余力。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土地，而以卖香为生，这里的农业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荒地极多，收获甚少。遇到疾病不请医生而相信巫师。人们思想封闭，文化落后，疾病流行。而且祖祖辈辈都直接饮用沟塘里的积水。苏轼克服了起初语言不通的困难，极力劝说当地黎族百姓，以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指导大家耕作的方法，并写了《和陶劝农六首》，真诚地告诉大家：“听我苦言，其福永久。”

他耐心地教化大家讲究卫生，指导当地人勘察水脉，掘土打井，人称“东坡井”。从此人们不再饮用沟渠浊水。

苏轼是墨的制作与鉴赏的行家。当时的海南缺笔缺墨，尤其是墨，十分昂贵。苏轼小品文《书潘衡墨》中记载，金华墨商潘衡来儋州制墨，得到的松烟很多，但是墨的质量很差。苏轼教他把炉灶与烟囱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让炉灶再宽大一些，结果得到的松烟虽然只有原来的一半，但是墨却比以前更黑，质量更好了，这就是著名的“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的由来。

苏轼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当地人以山芋为主食，父子俩自创了一道美食，名曰“玉糁羹”。并以诗记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在吃的问题上，苏轼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冒险家。《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一诗中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吃鼠类也就罢了，居然蝙蝠也敢吃，再怎么入乡随俗，这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有一次，当地的土著百姓送来一些生蚝，父子俩把它们剖开，把肉放进锅里，突发奇想，倒进一些酒煮了起来，味道十分鲜美。边吃边嘱咐儿子苏过不要对外人谈起，“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贬孤岛，估计也就苏轼想得出来。可见其沧桑阅历的背后，藏着一颗充满童趣的心。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海南三年，苏轼共创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写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同时续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他的物质需求是那么容易满足，生活是那么自得其乐。寒冷潮湿的冬日，屋里升起炉火，他便感觉“先生默坐春风里”。正午的阳光照射轩窗，让人昏昏欲睡，正是“欲觉犹闻醉鼾声”。这是何等的怡然自得啊！“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如此超然洒脱的诗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现代人的一次意兴盎然的免费旅游，根本看不出一个被贬谪者的愁闷心情。

让苏轼最为惬意的，是他的载酒堂。这里不仅有“鱼鸟亲人”的怡悦，还有“载酒问字”的神圣和庄严。

载酒堂，是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而命名的。到了清代，进士王方清和举人唐丙章在此掌教，“载酒堂”才改称“东坡书院”。表面上看，“载酒堂”是苏轼与朋友饮酒求乐的“会所”，实际上，是他以文会友、“问奇请益”、敷扬文教的地方。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堂”，实现了中原文明和海南文化的有效对接，是海南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

在儋州的三年时间，苏轼不遗余力地传播着中原文化。其中最显著的贡献，是亲手培育了几个优秀的本土学子。此前，海南一直没人参加科举考试，中原地区也一直没有海南人为官。在这些学子中，有几位是苏轼非常满意的。像笃学上进、侠义好客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词义兼美”、忠厚正直的琼州“佳士”姜唐佐等人。苏轼的“载酒堂”就是张中和黎子云兄弟倡议集资，并在黎子云祖宅边修建的。后来，苏轼成了黎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饮酒，这给苏轼枯燥苦闷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来自琼山府的学生姜唐佐，是当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书。可惜几次参加科举，均屡试不第。这其中有诸多原因，比如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语言不通，以及长途跋涉、水土不服、状态不佳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海南孤悬中原之外，师资力量不足，中原文化渗透不够。得知苏轼被贬儋州，姜唐佐便带着老母亲从琼山赶来拜师，并一直侍奉左右，深得苏轼真传。姜唐佐气质不俗，文风磊落大方，错落有致，很有中州之风。去广州应考前，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第二年，姜唐佐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河南汝州，顺路拜会苏辙。苏辙把哥哥在北归途中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姜唐佐拿出老师题字的折扇，苏辙补写了这首七绝的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唐佐对苏辙表示不再参加任何考试，回到家乡开办学堂，把老师播下的中原文化火种继续播撒下去。后来，姜唐佐回到家乡，开坛讲学，终老乡里。

有了姜唐佐的“破天荒”，才有后来海南的人才辈出。从此以后，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在海南的五公祠内，人们专门设了一个苏公祠，世世代代纪念他。

至今，海南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明代的海瑞是海南琼山人，被誉为“20世纪伟大的女性”的宋庆龄是海南文昌人，上世纪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历史故事就发生在海南。

在三亚和一个陌生大哥拼车去南山寺路上，聊到我后面要去儋州，车友很热情的用海普给我说他是那大（儋州市府）人，一定要去东坡书院看看，我俩甚至探讨了很长时间东坡的逸闻趣事，虽然素昧平生，虽然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对当地话听的非常非常的费劲，但由此也可看出东坡文化在当地的地位之高，也是千百年来文化之薪火生生不息之缘由吧！

苏轼流放到海角天涯，吃尽千辛万苦，就他个人的命运而言，无疑是不幸的。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给海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传道授业，移风易俗，增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这对落后闭塞的海南来说，实为难得的机遇。所以后人曾发出“东坡不幸海南幸”的感慨。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6月20日，65岁的苏轼在儋州生活了三年零九天之后，终于接到大赦的诏令，北返中原。真的要走了，此时苏轼的心情却异常复杂。既有将与子孙团聚的喜悦，又有对儋州父老的不舍。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深情：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以诗明志，把海南当作故乡，而把出生之地蜀州看成寄生之地。可见苏轼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异乡的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这首诗是苏轼在海南最后的作品，题目是《澄迈驿站通潮阁二首》。第二年的6月11日，苏轼在路过镇江的时候，游览了金山寺，看到寺里自己的画像仍在，于是在上面题写了一首六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第一句说自己年事已高，形容枯槁，内心平静，不再有恩怨，不再有波澜，就像木头燃烧之后化作冷灰。第二句说自己一生在官场颠沛流离，就像离岸的小舟一样，身不由己，不知所如。而后两句则让人为之一振。按照常理，三次贬谪应该是他心底永远的痛。然而恰恰是这最难熬的逆境，丰富了他的内心和阅历，使他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思考、喝酒、赏月，品味世情，感悟人生，展现出他丰盈饱满的精神世界。几次贬谪，都是以失意开头，以诗意结尾。

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遇赦北归时，构陷他的宰相章惇因为反对徽宗即位，被贬谪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怕苏轼报复他的父亲，便写信请苏轼手下留情。苏轼马上回信安慰他们，并把自己在岭南生活的心得和经验告诉章援，还嘱咐他岭南缺医少药，要给父亲多带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章援见信后，深为苏轼的宽宏大度和古道热肠所感动。苏轼给章援的回信，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伟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献（共有三封信，此为其一，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为二，元祐7年给皇太后求宽免贫民欠债为三）。

    《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在此着重强调了君子应有的风貌，这就是古代仁人志士的操守，也是苏轼的生活态度以及思想境界的根源。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诗文使人灵透，信仰使人坚定。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正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对于海南儋州而言，苏轼的存在，是天理昭彰，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耀眼之光。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的这两句诗气势雄健，展示了一个以圣贤为榜样的人，颠沛流离之际，对仁慈恻隐、节义廉耻的持守。

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其处境之困苦，使命之艰巨，心态之昂扬，意志之坚强，人格之伟大，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到“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苏轼，再到“旌旗十万斩阎罗”的陈毅，从书生意气，到革命家的情怀，可知这天地间的浩然之气，始终都是蓬蓬勃勃川流不息的。

星移斗转，倏忽就是千年。今天重读苏轼，不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让我们高山仰止，不仅他是精通琴棋书画诗酒茶的千古完人，也不仅仅是我实在喜欢的一个人，我想，他在文学、书法、艺术亦或美食等各个方向登峰造极的造诣，他融坚毅、豪放、豁达于一身的高贵品质，他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的家国情怀，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

再见，东坡书院！幸会，苏东坡！

此记，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