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井冈山
〖题记〗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在40后、50后出生的人们的心目中，井冈山是曾经是最神圣的地方，一首首动听歌曲、一首首伟人诗篇、一幅幅恢宏画卷、一段段传奇故事使从没去过井冈山的人们对她绿绿的翠竹、潺潺的流水、隆隆的鼓角有着老友般的熟悉，许多人梦里早已寻访过她千百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井冈山这个名字永远和一段火红的记忆连在一起，从那个艰苦年代过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段历史，不会忘记曾经战斗在那里的先辈，更不会忘记牺牲在那里的成千上万的先烈。可以说，井冈山斗争时期在那里生活和战斗过的人们，他们的青春像井冈翠竹一样蓬勃，他们的生命像井冈山石一样坚忍，他们用鲜血浇灌的井冈杜鹃红遍山岭，他们用生命擦亮的帽檐上的红星闪耀至今。井冈山，不仅是一段历史和传奇，更是一段永生的爱，一段勇敢的传承。是一粒长明不灭的火种，是共和国历史上一座永远高耸入云、永远不会坍颓的纪念碑……
2012年5月19日-25日，我参加了沈阳市人社局在革命圣地井冈山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培训班，亲赴井冈山，感受那片红色的土地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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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下午，按照约定，我们到达沈阳站，乘坐沈阳北—深圳的T188次直抵江西吉安。从沈阳到吉安，火车上要坐近28个小时，这些长期养尊处优的的机关干部都叫苦不迭，旅途寂寞，大家就开始腐败，打扑克、喝酒。一路上，五六斤老白干全部消灭，还有二十几听啤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
我对喝酒打扑克均缺乏兴趣，一路上看了一本20几万字的小说消磨时光！
天气阴晦，路上风光乏善可陈。
20日晚上快10点，火车才万点到达吉安，乘坐井冈山培训中心派来接站的大客直奔井冈山。在高速公路上奔跑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培训下榻的地方——茨坪奥源大酒店。
第二天，开始培训，三天的培训安排很紧张，上午上课培训，下午参观。21日上午是由江西省委党校吴方宁教授讲授井冈山革命史。
上完课，我们去旅游总站签到，然后腐败、
在这里，我酝酿了来井冈山的第一首诗：《上井冈》
终于看到了，看到了“井冈山”三个红红的大字，象熊熊的大火，燃烧在翠绿的山岗上。这块让人朝思暮想的土地啊，我曾多少年心里萦绕，多少回梦中拜访……
五百里青翠，
五百里云烟，
五百里峰回路转，
五百里叠嶂层峦，
五百里挺立的毛竹，
五百里如血的杜鹃……
当年井冈火炬划破长夜漫漫，
从此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依靠工农打天下，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换来一片红彤彤的艳阳天！
如今，共产党执政已63年，
鲜血浇铸的江山，却抵不住岁月的腐蚀和摧残。
腐败侵袭，掏空了红色政权的根基，
频繁折腾，摧毁了群众的信任和期盼。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
又一次沉重地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
多少人辗转反侧，
多少人寝食不安，
我们寻访圣地，拜谒先贤，
千里奔波来到井冈山，
就是要到前辈这里——
寻访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青山不语，松柏无言，
我看到，曾经五百里旌旗如画的地方，
如今依然是前路漫漫，道道雄关……
下午，去参观位于茨坪北面的北岩峰上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踏入陵园大门，是块横式牌坊园标，“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九个烫金大字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宋任穷同志所题写。进门后，经过花坛园庭，顺山而上的宽阔平台台阶分为两组。第一组49级，象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组60级，寓意陵园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的1987年建成。
登上宽阔的台阶即进入纪念堂。纪念堂大门上方烫金横幅“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是彭真1987年视察井冈山时为陵园题写的。纪念堂设有瞻仰大厅、陈列室、吊唁大厅、忠魂堂。 在两年多艰苦卓绝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约有4万8千多人先后牺牲，然而在建烈士陵园之初，根据记载和一些革命战士的回忆，最终只有15744名烈士留下姓名。在吊唁大厅四周墙面上嵌刻了这些烈士英名录，大厅中还有一块汉白玉的无字碑安放在正上方，这是对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牺牲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立的一块无名碑，以示人们对无名先烈的深切怀念
瞻仰大厅正面汉白玉墙面的“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是毛泽东1946年为革命烈士题写的。
瞻仰大厅左侧陈列室展览的人物是建国后去世的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人的挂像。目前有51位。他们当中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环、陈毅；有军队中的一大批将帅；如元帅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大将谭政、粟裕、黄克诚。上将陈伯钧、赖传珠、杨得志、朱良材。中将杨梅生、毕占云、张国华、谭家述。少将龙开富等；有建国后调离军队，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的。目前有13位，他们是何长工、贺敏学、贺子珍、陈正人、彭儒、曾志等。
右侧陈列室陈列的是建国前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都是在井冈山斗争时的老红军、老干部。这组烈士挂像目前有54位。其中有的烈士的照片是本人的历史照片，有的是根据他们的亲属和战友的回忆画下来的。还有的烈士无法征集到照片，这里就用党旗和青松代替。
在瞻仰厅最显赫的位置挂的是毛泽东和几大元帅的照片，可在井冈山和后来斗争中最具卓越功勋的林彪却不见踪影。尽管某前领导人把“实事求是”做为井冈山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事实上连对林彪这样的人的功过实事求是这一点都做不到，所以还谈什么传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
出大厅上山，后面是碑林。“井冈山碑林”五个烫金大字，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名誉主席、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题写的。他是江西东乡人，也是一位老红军。1998年去世。他的字体作为一种汉字字形“舒体”已输入电脑，全球通用。井冈山碑林为江西省建筑设计院设计，采用江南园林建筑风格，分为碑廊、碑亭、碑墙三种碑刻陈列形式，因山就势，高低错落，配以亭、台、楼、阁相结合的整体建筑造型。内容大同小异，乏善可陈。
倒是碑林后山遍植树木，苍翠可人。登高远眺，小小茨坪尽收眼底。
继续攀登，山环路转、曲折陡峭，带着微微的喘息走到最高处，见到的就是耀眼夺目的纪念碑。它好似当年毛泽东在茅坪八角楼一根灯芯光芒的放大、更好像一只只林立的枪杆子矗立、像井冈山山型的象征。碑前面还有两座雕像。 形象传神。
从纪念碑下来，是井冈山雕塑园。它地处纪念堂左侧高山之巅，据说是全国第一座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人物雕塑园。园标“井冈山雕塑园几个字由萧克将军题写。青松翠柏间耸立着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罗荣桓、谭震林、滕代远、李灿、何长工、宛希先、王尔琢、张子清、何挺颖、陈正人、蔡协民、贺子珍、伍若兰、王佐、袁文才等革命先辈的19尊雕像。形象生动，神态各异，记录了井冈山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形象地再现了领导人物当年的英姿。
这是一群年轻英烈的纪念园。园内当年纪念的先烈都牺牲在生命最灿烂的年华。其中，王尔琢25岁，何挺颖24岁，张子清29岁，宛希先23岁，王佐和袁文才都是25岁……法国文豪雨果说：“每当人间英雄逝去时，我们都会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永远不会熄灭。”
以下人物介绍系从网上找来，帮助大家加深了解！
彭德怀 湖南湘潭县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8 年 7 月发动和领导了平江起义， 12 月率部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曾任红五军军长等职。 1929 年 1 月第三次反 " 会剿 " 失利后，率部突出重围。 5 月率部回到井冈山，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陈 毅 四川乐至县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8 年初与朱德发动和领导了湘南起义。 4 月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曾任师长、军士委会主任、军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等职。 1929 年 1 月率部离开井冈山。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罗荣桓 湖南衡东县人。 1927 年 9 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0 月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工农革命军特务连党代表、红四军 31 团营党代表等职。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陈正人 江西遂川县人。 1925 年以后任中共遂川县委书记，后曾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特委副书记、特委秘书长等职。 1929 年 1 月红军主力下山后留在湘赣边界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建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八机部部长等职。
宛希先，湖北黄梅县人。 1927 年 9 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0 月随部队上井冈山。 1929 年 1 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留在井冈山坚持开展斗争。曾任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党代表、红四军军委委员、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常委、巡视员等职。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棋迷占有和左膀右臂。可是， 1929 年冬却被错杀于永新大湾。 宛希先，出生于黄梅县宛家大屋一个经营布庄的小康家庭。1924年他中学一毕业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即投身北伐行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到武汉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兵，后任连长。1927年“七·一五”汗精卫叛变革命后，随警卫团于同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很快成为毛泽东的左臂右膀，为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① 坚决赞成毛泽东的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意见。在秋收起义后不久的文家市前委扩大会议上，宛希先同总指挥卢德铭、以及曾十峨、张子清等人坚决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放弃攻打大城市，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否定了师长余洒度顽固坚持的“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错洪主张，在宛希先的带动和支持下，一大批战上争先恐后地站到队伍前面，表示要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
② 积极推行“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思想，三湾改编后，秋收起义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宛希先任团副党代表，并被增补为前敌委员会委员，直接作为毛泽东的助手，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贯彻和推行前委的一系列决定，为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加强官兵团结，改变部队面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配合毛泽东说服宁冈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同意秋收起义部队进驻井冈山。
③ 两次打下茶陵，成立边界第一个工农兵政府，并与团长陈皓的叛变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年10月21日，宛希先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突击队攻占了茶陵县城，活捉了国民党县长，救出了被关押的农**动骨干80多人。为了巩固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决定由此时担任团政治部主任的宛希先和团长陈皓一起，于1927年11月18日带领部队第二次攻打茶陵，并指示攻下县城以后迅速建立工农兵政权。宛希先指挥主力发起猛攻，里应外合，很快攻占了茶陵县城。攻下茶陵县城后，陈皓开始贪图享乐，走向歧途。宛希先作为团政治部主任，和三营营长张子清等对陈皓等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抵制和批评，但陈皓等拒不接受批评。宛希先及时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陈皓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示宛希先成立工农兵政府，塞尔维亚希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基层产生了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组成新政府常委，并由代表推举谭震林任政府主席，诞生了全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1927年12月下旬，湘敌方鼎英、吴尚等分别从安仁、攸县、高陇等地进逼茶陵时，陈皓对革命悲观失望，企图叛变革命，欲把在茶陵的丁农革命军700多人拉到敌十三军军长、他的老上司方鼎英那里去。为此，陈皓还下令拆除茶陵城东门河上的浮桥，切断了工农革命军回井冈山的退路。宛希先对陈皓的叛逃行径早有觉察，已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派出侦察员截获了陈皓与敌联络的信件，揭发陈皓叛变投敌的罪行。1927年12月27日晚，毛泽东下令逮捕了叛徒，化解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分裂危机，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年幼的工农革命军。
④ 前往九陇山(今九龙山)开辟新的根据地，使之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起到坚强的堡垒作用，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行力屏障。1928年元月，宛希先自告奋勇前往九陇山开辟新的根据地。他带领干部战士走村串寨，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起九陇山第一个中共支部和20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动，指挥赤卫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对九陇山的围攻，使九陇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屏障。1929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阀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针对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在“柏露会议”上做出了“围魏救赵”的决定，即跳出敌人包围圈吸引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解井冈之危。同时派宛希先留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兼任中共湘赣特委副书记，继续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期间，他穿梭于九陇山、三湾和永新、茶陵、莲花等县，并会同各地中共组织负责人，共同组织力量顽强地保卫着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使“围剿”之敌始终爬不上九陇山。
⑤ 负责边界党的整顿——“洗党”工作。由于中***内、工农红军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和极端民主化思潮的抬头，导致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决定让边界特委组织委员宛希先开始负责边界的“洗党”工作。在他的精心工作下，边界中共组织的战斗力增强了。另外，宛希先还极力反对杜修经、杨开明极力把红军拉往湘南的错误主张，对中共湖南省委撤去毛泽东特委书记的决定表示异议。在茨坪主持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参与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永新困敌”等著名战斗。
由于宛希先立场坚定，为人正直，工作勤奋，成绩卓著，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毛泽东特意留下他，有意识地让他去调解土客籍矛盾。但不幸的是，他却无意卷入了这种矛盾纠纷之中，从而招来自己的杀身之祸。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自明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大量的福建、广东移民由南而北迁入包括宁冈、永新、遂川等县，他们主要居住在山区，这部分移民就是所谓的客籍。与此相对应的是，本地的居民就称之为土籍。客籍人的进入与发展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格局，他们与土籍的冲突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主线，这种矛盾体现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居住在河谷、平原地带的土籍相对比较富裕，而住在边远山地的客籍则多贫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且政权主要掌握在土籍手中。两籍人分办学校，语言各异，也不允许通婚。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宁冈县和永新县的大多数中***员为土籍。因为经济上比较富裕，土籍的子弟比起客籍的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部分土籍子弟如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在长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学习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宣传革命，扩大中共组织，开展农**动。因此“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提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语)。1928年2月，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中共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县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而以袁文才为团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后为工农革命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则大部分是客籍。也就是说，土籍人掌握了政治权力，客籍人则掌握着宁冈县的军事权力。于是，社会上便流传“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
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土客籍错综复杂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一些共产党员，包括龙超清、刘真存内，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土客籍贫苦农民的立场上，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随着这些争执的累积，并最终导致曾经联手的龙(超清)、袁(文才)从此反目成仇。1929年1月，中共六大提出了一项极左的错误决议案，指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应完全歼除，杀戮其领袖。当这一既无具体分析、又无区别对待的“左”倾政策传到井冈山时，红军将领对于如何看待和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产生了分歧。1月4日，红四军、红五军的干部与中共宁冈、永新县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邓乾元、陈正人、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在处分袁、王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据在场的陈正人事后回忆，王怀和龙超清是袁、王的宿敌，力主处死二人。毛泽东、陈毅、陈正人、谭震林、宛希先都明确表示：不同意杀袁、王。宛希先还建议要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下山。前委采纳了宛希先的建议。宛希先与袁文才、王佐等人的私交甚厚，他的这些发言，使王怀、龙超清等人感到很不舒服，并从而萌发了欲除袁、王，必先除掉宛希先的念头。
宛希先被杀与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被错杀有着直接关系。龙家衡，虽然出身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但思想进步，很早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身革命，并与同她一道投身革命的学长刘真(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结为夫妻。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陇山区开展工作的龙家衡，突然得到丈夫刘真父亲病逝的噩耗。她未经请假，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成村妇模样，连夜赶到位于白区的刘真家中，料理公公的后事。但是，她的行踪被敌靖卫团探知。当龙家衡返回根据地时，敌靖卫团尾随其后，企图偷袭区委机关和红军医院。此时正好宛希先率二连红军战士到了九陇山区，组织力量击退了敌靖卫团的进攻(另一种说法是宛希先此行是专门来找龙家衡落实一桩事情的，因为不久前警卫排抓到一个奸细，从他身上搜到了一封龙庆楼写给他妹妹龙家衡的策反信)。宛希先早就知道龙家衡出身富绅家庭，原本就对刘真娶她做老婆有看法，现在又发生了龙家衡前脚到、敌人后脚跟来的事情，不免对龙家衡产生了怀疑，于是宣布对龙家衡进行审查。在审查中，宛希先的手下排长竞掏枪威逼她招供，无意中枪走火，致使龙家衡倒在了血泊之中(另一种说法是宛希先调袁文才部杀了刘真的妻子)。
龙家衡与朱昌偕、王怀等人有浓厚的革命友情，关系甚好。她不仅是永新土籍人，而且她的丈夫刘真又是朱昌偕的入党介绍人，她本身又是与朱昌偕一道出生入死的战友。因此，龙家衡的死引起了朱昌偕、王怀等永新县委不少人对宛希先的强烈不满，甚至怨恨。
宛希先在“洗党”中的过激行为及平时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导致他被错杀的另一个原因。1928年10月间，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决定在根据地内实行“洗党”，宛希先负责永新、宁冈两县的“洗党”工作。在“洗党”工作中，由于他对党团骨干要求过严，在对一些干部的错误进行批评与教育时毫不留情，方法上也有不当之处，令许多人下不了台。人们开始对他敬而远之，甚至还给他送了个“暴君”的绰号。同时因打击面过宽、清洗过多，损害了部分土籍人的利益，故再一次引起了朱昌偕、王怀等人的不满。
宛希先惨遭杀害的导火线是茶陵工农武装未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行动。1929年11月间，中共边界特委决定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统一行动，攻打仍被敌军占据的永新县城。宛希先在茶陵县作了布置，但茶陵工农武装要去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消息被驻在茶陵县的国民党军队获悉。国民党军队在茶陵通往永新的要道上布下重兵，等候茶陵工农武装自投罗网。为保存革命力量，宛希先决定茶陵工农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行动。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虽然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朱昌偕对宛希先不服从特委调遣大为恼火，他在永新大湾村的一户较为富庶人家的宅子里开专门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在会上，无论宛希先怎样解释，朱昌偕都置若罔闻，严厉指责宛希先，其他与会人员矛头也指向宛希先。与宛希先关系尚好的袁文才、王佐因休整部队未到会，宛希先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会议最后以不执行特委决议、破坏对敌斗争的罪名将他关在一间茅屋里。为及时向组织报告情况，宛希先趁深夜看守疏忽，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因大湾村一带四面尽是高山峻岭，加上夜色漆黑，看不清山路，只好暂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后再走。但朱昌偕等很快得到宛希先逃跑的消息，断定他是畏罪潜逃，连夜动员千余人打着火把搜寻。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员搜出。盛怒之下，朱昌偕亲自下命令，将宛希先枪杀了(另一说法是，宛希先在山上被发现，未等他开口，就被推进一孔用于保鲜生姜的窖中，被乱枪射杀)。宛希先死后不久，王佐、袁文才也先后被杀。
宛希先牺牲前，曾以炭代笔在关押他的房子墙上留下了他的绝笔诗：“断头今日已成局，煮豆燃箕我未泣。希先之志报国死，悲哉成仁一墙戏”。当我们今天读这首诗时，心中会有怎样的深思呢?
何挺颖（1905年～1929年）红军中的大学生。1925年初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五卅”运动。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团指导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干部连任班长、排长、连 党代表。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连党代表。三湾改编后，任第一团第三营党代表，随部到井冈山，参加了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0月下旬，在遂川大汾遭国民党地方武装突袭，与上级失去联系，率部在湘南桂东转战两个月，保存了革命力量。12月，所部归原部队后任第一团党代表，协助毛泽东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团长陈浩等密谋率部叛变投敌时，及时获知并报告毛泽东，粉碎其阴谋。参与指挥所部攻占遂川、宁冈等县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3月，任中共第一师师党委书记。4月，率部在酃县阻击国民党军，接应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任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率部参加了攻打龙源口的战斗。8月底，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坚决反对逃跑主义，组织和动员群众配合红军作战，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凭险抵抗，击溃湘赣国民党军4个团的轮番进攻。10月，参加在宁冈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同年底，调任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兼团党委书记。
1929年初，率部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进军。1月24日，在大庾战斗中身负重伤，在转移途经吉潭村时再遭敌袭击，不幸牺牲。年仅24岁。
何长工 湖南华容县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功臣。 王佐和袁文才与毛泽东牵手的牵线人。1927 年 9 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二团党代表、红四军 28 团党代表、 32 党代表、宁冈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常委等职。建国后任地质部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没有谁能象何长工那样受到毛泽东如此器重和信赖，他是幸运的。可以说，他在井冈山时期，是 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灿烂，光彩夺目的一段。秋收暴动期间，他与杨立三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尔后，他又身负重任，只身一人前往湖南长沙，寻找党的组织，沟通了这支弱小红军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何长工不辱使命，苦于奔波，在广东韶关，一次偶尔的机会，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会合，为以后朱、毛两军会师奠定了基础。
1928年春天，他尚未抖去身上的尘土，便又踏上了征程，去改造井冈山的山大王——王佐。当时，王佐部队的现状，何长工并不是不了解。当毛泽东将任务交给他时，他脸上露出了难色。是接受？还是婉言拒绝？何长工犯难了。他暗自思忖：谈经验，他没有半点；谈威望，他只不过是卫生队的党代表，营级干部，在他之上还有更大的官，为什么偏偏要他去？面对着一支劣习成性的农民队伍，他凭什么能耐能将它改造好？何长工硬是拼着一股倔劲，勇敢接受了任务。
改造工作并不是很顺利。何长工凭着自己的信念和勇气，摸着石头过河，经历艰辛磨砺，尝尽了甜酸苦辣。开始时，王佐对他并不信任，直到他帮助王佐将尹道一的部队歼灭后，才获得了王佐对他的信任。至此，他与王佐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为这支农民武装的改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王佐不幸遇难后，何长工悲痛不已。直到逝世前，常念及与他出生入死，共患难的战友。全国解放后的1977年，何长工千里来寻故地，触景伤情，当他见到王佐的后代时，不禁潸然泪下。在那黑白颠倒的文革期间，现代京剧《杜鹃山》以柯湘的形象出现舞台时，何长工感概万千，忿愤不已。这种情感，即是对战友的深切怀念，也是对那黑白不分年代的愤慨。
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也有不顺心的时候，甚至于痛不欲生的时候。高潮与低潮、顺利与不顺利相交替。1929年的冬天，那是个非人生存的年代。井冈山上连下四十多天的大雪，平地积雪一尺多深。困境中的红军将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敌军二十一个团兵的进剿，何长工并不畏惧。在经过黄洋界上一场激战后，哨口终于失守，敌人象蝗虫似的蜂拥而至。何长工带领他所属部队，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解下绑腿，从悬崖峭壁中获得新生。然而，何长工的腿却在这场生与死的搏斗中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最令何长工愤慨和悲伤的莫过于敌人的残忍。二战时期，何长工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的爱妻叫孟素亚，是一个知书达理、贤惠体贴的女人，何长工与她感情笃深。长沙马日事变后，何长工告别了温暖的家庭，舍弃了与他朝夕相除的爱妻，投身革命。1930年，何长工与他的同僚李灿，率部攻克长沙，锋芒直指湖北老家。反动派们恐慌万丈，便蓄意将何家亲属扣为人质，最后将他们（含孟素亚、何光球、何光星）一家三十余口全部杀害。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沱江水，何长工这位堂堂七尺男子汉，终于也落下了悲痛的泪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承受了巨大的牺牲!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对于官职只能上而不能下，这是常人所共有的心理。何长工的职务时升时降。土地革命战争时，何长工的职位，时而由小到大，时而由大到小，这种变化假如放在今天，恐怕人们是很难接受的。按何长工的资历，他是个留洋生，能说会写，能力极强。秋暴时，他由一个掌管几十万人口的县团防局团总，骤变成警卫团一个小小的班长，旁人都为他打抱不平。说他是当团长的材料，至少也可当个营长。何长工并没有计较这些。他从班长、参谋、卫生队党代表、团党代表、红八军军长，逐渐递升，一步一个台阶。对于职务，何长工是想的通的。他的部下，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的与他平级，有的还高出于他。他把职务看成是党的事业，而不是当官做老爷。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他的职务时高时低，从不摆老资格，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从严要求自己。1978年，随着改革大潮的涌来，德高望重德何老，积极支持党中央能上能下的干部政策，多次向党中央打报告，主动让贤，退居二线，在全党作出了表率作用。何老一生中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他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 佐 江西遂川县人。井冈山地方武装首领。 1928 年 2 月，所部与袁文才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曾任工农革命军二团副团长、红四军 32 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军委委员、湘赣边界特委委员、防务委员会主任等职。 1930 年 2 月被错杀于永新城。
袁文才 江西宁冈县人。宁冈地方武装首领。1928年2月率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曾任工农革命军二团团长、红四军32团团长、军参谋长、军委委员、湘赣边界特委委员、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等职。1930年2月被错杀于永新城。在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史上，王佐、袁文才被杀是教训最深刻的惨痛时间，王、袁被杀前，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王、袁被杀后，很多部下被杀害，其余人员投靠国民党，致使井冈山根据地彻底丧失，一直到49年重新解放。
袁文才、王佐的历史功绩与人生悲剧
李维民
井冈山斗争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然而，最早在井冈山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袁文才、王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鲜为人知。袁文才与王佐都是井冈山下宁冈县马源坑村和遂川县下庄村的贫苦农民。
1923年，袁文才参加了井冈山“杀富济贫”的“马刀队”。1925年9月，在共产党员龙超清的动员下，袁文才率部下山接受改编，袁任团长的宁冈县保卫团成为一支受我党影响和控制的武装。1927年1月，在袁文才的影响下，出身贫苦、杀富济贫的王佐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遭重挫后，毛泽东在浏阳召开紧急会议，因为他早就听说在井冈山地区有我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决定率领起义军余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毛泽东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后，一面将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一面给袁文才送去一信，袁文才即派在他身边工作的陈慕平，随同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一起去三湾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龙超清、陈慕平的介绍，于10月3日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立足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排除了某些人想把袁、王部队吃掉的主张。此后不久，毛泽东率部队到达宁冈茅坪时，龙超清、袁文才召集群众大会，热情欢迎毛泽东，同时动员在井冈山上的王佐与工农革命军合作。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顺利地进驻了井冈山。为了团结改造袁、王部队，何长工、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一批干部被派到王佐和袁文才部队工作。袁、王部队的素质很快得到提高，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同时，袁文才大义灭亲，清除了个别恶习不改甚至企图谋刺毛泽东的坏分子。
井冈山会师以后，袁文才、王佐情绪高昂，工作积极，屡立战功。1928年4月下旬，敌人对井冈山“进剿”，袁文才、王佐率32团镇守井冈山大后方，使在前方作战的主力部队无后顾之忧，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及土溪岭、龙源口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袁、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对取得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为恢复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黄洋界、八面山哨口失守，其他三个哨口也相继被敌攻占。彭德怀率红5军向遂川方向突围，留下王佐的32团，在险恶环境中采取分散活动、灵活出击的作战方法，继续在井冈山坚持斗争。
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通过的“对土匪的关系”的决议说：“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
这一既无具体分析、又无区别对待的“左”倾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1929年2月中旬，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上述文件。他深感自己处境危险，加上他缺乏党内斗争经验，对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于是擅离部队，潜回到井冈山，躲在王佐家中。王佐没有因为与袁文才是拜把兄弟而失去原则。他如实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何长工根据袁文才的一贯表现，肯定了他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同时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宁冈县委给袁文才口头警告处分，并让他继续出来工作，并担任宁冈县委常委。此后，袁文才同王佐一起在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继续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当时在湘赣边界，土籍与客籍的积怨也影响到党内。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客籍，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土籍，再加上他们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把早已入党并为党做出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仍然当作土匪，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1930年2月中旬，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扩编为红6军第3纵队，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袁、王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第二天，特委召开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罗列袁、王所谓受编不受调，袁文才开小差及勾结罗克绍破坏苏维埃等“罪名”。袁文才听后一一驳斥了彭清泉的诬陷，彭清泉和王佐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彭清泉和边界特委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于是一面大摆宴席，稳住袁、王，一面派人到距永新30里的红5军驻地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要求红5军立即派部队来永新“解决”袁、王。不了解实情的彭德怀，派第4纵队直奔永新，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2月24日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急忙朝东门外突围，但禾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等人立即牵马跳进了冬瓜潭，抱着马脖子，拉住马尾巴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们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他们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伴随着战马凄厉的声声嘶鸣和几人声嘶力竭的争辩，冬瓜潭回旋着一汪血污，继而渐渐趋于平静。 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谭震林 湖南攸县人。 1927 年 11 月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下，任茶陵县委书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书记、边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前委委员、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滕代远 湖南麻阳县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8 年 7 月与彭德怀一起发动领导了平江起义， 12 月率部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曾任红五军党代表等职。 1929 年 1 月第三次反 " 会剿 " 失利后，率部突出重围。 5 月率部回到井冈山，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建国后任铁道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贺子珍，毛泽东第二位妻子，生于1909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 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后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曾参加长征，并在长征途中负伤，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84年在上海逝世。 百度文摘《贺子珍与毛泽东》
今年是贺子珍诞辰100周年
百年前的中秋佳节，贺子珍诞生在江西永新。18岁出落成“永新一枝花”。她投身革命，在井冈山的万顷翠竹中，与毛泽东相识。从此，她的生命之舟，随着与毛泽东的婚恋离合，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而跌宕起伏。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是阳刚的、浪漫的、壮怀激烈的。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他和贺子珍的感情“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他们的6个孩子，或失散在颠沛流离的长征路上，或死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女儿李敏。“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深切的父爱，都凝聚在这个名字里。待到唯一的外孙女出世时，毛泽东用自己最钟爱的梅花，为她取名“孔东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孔东梅说:“外公曾经讲过，‘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个难解之谜。王行娟说，每次提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心中只有毛泽东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1946年回国)。建国后，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孔东梅说:“根据妈妈回忆，那时候外婆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外公，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这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2004年，孔东梅重上庐山。从参与安排那次会面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里，孔东梅了解到当时会面的经过: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当晚，贺子珍彻夜难眠。“外婆兴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边的水静，讲述他和外公从相识起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平时，则是李敏作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递消息和礼物。“我曾经见过，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捎回的白手绢。外婆去世后，妈妈在她留下的三个箱子中，还看到了那条保存完好的手绢。”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期间，只有彭德怀和陈毅去看过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张子清(1901-1930) 又名张涛。湖南益阳人。1912年入长沙陆军芝芳小学，结业后考入湖南讲武堂第二期。1920年毕业后任湖南零陵镇守使公署上尉副官，积极参加反对军阀赵恒惕的革命活动。
1923年秋参加兵变失败后回家乡，参与组织湘中游击司令部，任支队长，一度占领益阳县城。这期间结识夏曦、郭亮等人，接受革命思想。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赴广州入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
1926年结业加入国民革命军搞宣传工作，参加北伐战争。到长沙后被派到贺龙部第十五师任政治连连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第三分校成立后，调任该校教官，积极对学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
1927年马日事变后，6月被毛泽东派到岳阳联络农民武装。后去武汉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先后任连长、第三营副营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随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三营营长，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10月随毛泽东开展游击活动，一度被反动民团冲散。他率三营在桂东独立活动，最早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取得联系。同年12月下旬率三营回到茶陵归还第一团建制，不久任团长，率全团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3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协助毛泽东率部队开往湘南。4月迎接朱德率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指挥一团在酃县城北阻击敌人时负重伤。5月任中国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此后因伤重休养。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下山转战赣南，留在井冈山任红五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作战。红五军转移后，曾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代理书记，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带病参与领导坚持湘赣边界的游击战争。
1930年春转移至永新县洞里村焦林寺隐蔽养伤，同年5月病逝。
百度文摘：《记张子清》
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青铜雕像，甚至比得上《掷铁饼者》和《大卫》！绑着绑腿的两条腿，粗壮，蕴着一种沉默中爆发的力。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站在一片翠绿掩映的树丛中。这是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绿叶在阳光下发亮，浓郁得像飘在天空的云。他就站在云朵上。“他多英俊呵！”和我一同靠近他的人，这样感叹。他实在是英气逼人！张子清，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兼三十一团团长。18岁毕业于湖南讲武堂的高材生，文武得兼，韬略齐备。 雕塑，定格了一个饱学博才、足智多谋的儒将风姿。从前和如今，张子清都让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由衷景仰。 这是中国革命历史性的时刻—— 在高高的山冈下，毛泽东微笑着向朱德招手，朱德快走近的时候，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过去。 两位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使劲摇晃着对方的手臂，那么热烈、深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井冈山大会师。 之前的接龙桥之北阻击战，为这次会师创造了有力条件。时任第一团团长的张子清，就是在指挥作战时受的伤。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左脚踝骨。弹头深深地嵌在骨肉里。 不久，伤口发炎，溃烂，流着黑紫的血。最后，他不得不住进了小井“红光医院”。 对此，毛泽东有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张子清的伤情一天天恶化。他忍着无可名状的疼痛，让医生用竹镊子去夹骨头里的弹头，夹了一次又一次，怎么也取不出，子弹嵌得太紧太深了。 和他一起住在医院的800多名伤病员，全靠盐水消毒，青苔降温。好的时候，他能领到一包像小手指盖大小的硝盐，用于清洗伤口。 盐，多么奇缺之物。他每次领到它，都悄悄用油纸包起来。有几次，他的伤口疼得钻心，手就伸到了枕头下去取，摸了一下，两下，他终于又咬着牙将手缩了回来。 他一直用金银花水洗伤口，想把盐积攒起来。盐攒得越多，他的伤疼得越厉害，疼得夜里不能入睡。 1928年6月，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又一批伤员住进医院。伤员骤然增多，医院断了盐，不少伤员伤情开始恶化。这时候，张子清把护士排长叫到身边：“我给你一样东西，但你一定要按我的意见去做。” 他反复叮嘱：“盐不多，一定要把重伤员的伤口洗一遍，有可能的话，再把所有伤病员的伤口洗一遍。” 此时，他自己的伤在恶化，不得不让医生用菜刀，割掉那些溃烂的皮肉。最后，他失去了一条和他一起翻山越岭的左腿。 那是用木工所用的锯截下的。青冷的刀锋进入他的躯体，先是肉，尔后是骨头。那声音，在听惯了枪炮声的人看来，似乎微弱。但锯齿，有如在人的心尖上拉来拉去。大“围剿”来了，张子清和伤势严重的红军官兵，被转移到山洞。井冈山上的大雪，奇迹般地下了40多天。他爬到洞口，抓把雪团解渴。在荒无人迹的山岭，度过了人生最寂寞、最苦难而又受到死亡威胁的日日夜夜。终于熬到了温暖的春天，洞口边，一棵野草发出嫩芽。他多么渴望生命的延续，甚至听到了山冈上疾走的脚步声。可是，病入膏肓的伤势，彻底吞噬了他原先雄健的肌体。有谁知道支撑张子清度过艰难岁月的是什么？可能是信念吧？！人不能没有信仰。而信仰又以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崇高。以崇高信仰为支撑的信念，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 1930年5月，最后的时刻到了。张子清拉住警卫员的手，泪水夺眶而出。他断断续续地倾诉对慈母、贤妻和爱女的眷念：“我……不行了……我死了，请……请你们一定……一定设法……转告我的母亲……” 母亲不相信儿子会死。十几年中，她天天盼儿子的信。临终时，老人嘱咐身边的人，如果儿子来信了，要送到她的墓里。妻子也不相信他会死，望穿秋水，等他归来。 站在这尊雕像前，我把目光向远处眺望又眺望，希望看到遥远的湖南桃江县坂溪乡风景村的村口，那里有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可我面前总是呈现一双女人眼睛，泪水在眼眶蓄积，蓄积，满满的，顺眼角流下。雕像无言。 山风阵阵，依稀传来他疾步如飞的脚步声，时近时远……
李灿：从平江起义走出的红八军军长凌辉
李灿与彭德怀是好友，他帮彭德怀习文，彭帮他练武。彭德怀在一次革命活动中被敌人逮捕后逃脱，李灿帮他顺利出逃广东，此后又帮助已在家种地的彭德怀一同报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李灿也是平江起义的急先锋，并对开辟鄂东南苏区作了大量贡献。不幸的是，31岁的他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压下通缉令帮助彭德怀外逃广东
李灿，原名李文彬，字昭炳，曾化名胡月波、胡平。1901年1月1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城东李家村（今城关镇上冲村）一位农民家庭里。
1918年5月，李文彬来到湘乡，经妻兄介绍，在湘军第二师第三旅第六团第一营第一连当战士，与班长彭德怀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李文彬帮彭德怀习文，彭德怀教李文彬练武。不久，经彭德怀介绍，李文彬又认识了营部文书黄公略，并很快成为好友。1919年，他们团结进步士兵，在军中秘密组织了以救国爱民为宗旨的“救贫会”。
是年秋，彭德怀因派救贫会员秘密处决恶霸地主欧盛钦，事发被捕后逃脱，藏在郭得云家。1921年8月，李灿被调到第二师师部任上士文书。有一天，他在师部接到督军署对彭德怀的通缉令，压下存档未转，并急找救贫会员商量对策。大家委托李灿速乘班轮赶到湘潭，劝彭德怀去广东投军，并将大家凑起的钱交彭作路费。李灿还特地给在宜章县东门口开设“泰昌和”粮行的二伯父李光昌写了一封信，以便彭德怀途经宜章时能得到他的帮助。彭行前，李灿又领着黄公略、张荣生到郭得云家为彭德怀饯行。彭德怀要求大家把秘密的“救贫会”组织坚持办下去并加以发展。
1922年春，彭德怀从广东回到湘潭县乌石村老家种地。李灿得知后写信给彭，劝彭同自己一起去报考湖南军官讲武堂，并将替彭办好一切入校手续。不久，李灿同彭德怀、黄公略一起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
从秘密救贫会员到共产党员
1926年夏，李灿所在的第二师第六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第一团。他仍在团部任上尉副官，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在第一团攻打武昌城时，李灿攀上云梯，冒着枪林弹雨登城，同战友们一起，一鼓作气攻下南门。是年底，李灿调第一营第二连任连长。1927年元旦，第一营营长彭德怀和李灿根据北伐胜利进军的新形势，召开了救贫会成员会议，修改了《救贫会章程》，提出了对士兵进行教育的口号：“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连队士兵早晚点名和吃饭前都要呼喊这个口号。会议决定以秘密的救贫会成员为核心，成立公开的士兵委员会，推选李灿主持士兵委员会的工作。
1927年秋，李灿所在的第一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独立第五师，彭德怀被提升为该师第一团团长。
此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的共产党员段德昌，因领导湖北公安县暴动负伤，回到南县治病。彭德怀当营长时就与段交往密切。段到后彭把他安排在李灿的连部住下。李灿除生活上给段精心照料外，还经常同段促膝谈心。段的引导使李灿进一步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是年冬，中共南县县委准备发动年关暴动，李灿毫不犹豫地派救贫会员李寿轩将两枝长枪、一枝短枪交给了南县共产党组织。1928年2月，李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6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第一团奉命进驻平江，行前，彭派李灿、张荣生等共产党员为前站人员，先到平江了解情况，以谋对策。李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跟随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
李灿到平江后，其妻从家乡来平江，在城外租了一间农舍临时安家。7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到达平江后，李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住下，精心照料。接着，他带滕到普爱医院参加第一团共产党员会议，讨论举行武装起义问题。在会上，李灿开始认为：第一团进驻平江才一月余，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尚未联系上。黄公略等三人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事发突然，马上举行起义可能会仓促。万不得已时，可让公略三人逃走，团长也可避开。彭德怀说：“决心起义，一点也不能犹豫！犹豫就会失败。”李灿对彭非常信赖，听了彭的发言后马上支持彭的意见，说：“我放弃犹豫，赞成马上起义”，“决心起义，毫不动摇！”会议决定全团举行武装起义，李灿分工负责领导第一营并串通第二营闹饷，组织士兵委员会，争取营长和连长参加或同情。会后，他迅速组织士兵委员会成员，深入到第一、第二营各连队，广泛发动士兵闹饷，以闹饷提高士兵觉悟，他还亲自带领士兵委员会成员去侦察敌情，不仅对敌军的驻地、人数、装备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且对敌军的作息时间也了如指掌。他向彭德怀报告说：“清乡委员会的反动部队，每日12时半午睡，14时半起床，这段时间除守卫者外，没有其他人在外面。这是当天亲自侦察得来的，我们下午1时起义正合适。”对把起义的具体时间定在中午敌人午睡时间，打敌于睡梦中易于取胜，时间的把握对起义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团党委决定武装起义后，李灿的家就成了起义的总指挥部，起义前夕的一切秘密会议都在这里开，各种宣传品也在这里油印，李灿的工作非常繁忙。当起义工作准备就绪后，李灿十分高兴。他一面写标语，一面对彭德怀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只等你的命令了。他深有感触地说：“去年5月‘马日事变’，长沙许克祥屠杀工农；14个月后的‘马日’，是第一团在平江准备起义，参加革命，这个变化真快呀！”
7月22日，第一团第一、第三营的官兵们，威武整齐地来到平江城东门外天岳书院广场上举行起义誓师大会。总值日李灿肩披值星带，大步流星地走到队伍前面，以第一团士兵委员会总代表的身份，庄严宣布武装起义誓师大会开始。接着，彭德怀讲话。继而带领全体官兵宣读誓词。宣誓后命令部队分别向预定目标进攻。李灿奉命率领第一营进攻平江城西文庙一带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会、保安队队部和警察局。当李灿率部攻进县衙时，县长刘作柱正在睡午觉。李灿将驳壳枪顶在他脑门上，他睁眼一看是彭团长的部队，就连声说：“别误会，别误会，我是县长。”李灿说：“一点也没误会，正要捉你！”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李灿任第五军第十三师第一团党代表。不久，红五军军委成立，李灿任军委委员，并担任第一团党委书记。
7月30日上午，敌两个团猛攻城西第一团阵地，李灿命令全团指战员隐蔽，待敌接近时才射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毙伤敌300多人。黄昏时，敌增援部队大批到达，向红五军阵地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第一团与敌展开激战，顽强反击，伤亡数十人。由于敌我双方兵力太悬殊，彭德怀指挥红五军撤出战斗。
8月6日，李灿率第一团在第七团一部的配合下，攻下江西省修水县城，歼敌1个营和靖卫团二三百人。部队进城后帮助地方党组织迅速建立了修水县执行委员会，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周围四五十公里的农民也进城积极参加斗争。8月15日，江西国民党军进攻修水城，红五军主动撤出修水返回平江县黄金洞。接着，与敌周旋于湘鄂赣边界一带。9月初，红五军将原3个团缩编为5个大队和1个特务大队。李灿任第五大队大队长。
10月，红五军主力从鄂南通城南下到达修水县台庄，在此召开了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决定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赤卫队与红五军混编为3个纵队，下辖10个大队和1个特务大队。李灿任第一纵队纵队长。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等人率领5个大队（约800人、500支枪），继续南下，到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络。
12月10日，红五军到达宁冈县新城，同红四军胜利会师。
开辟鄂东南大片新苏区
1929年5月初，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时称红四军第五纵队）回师井冈山，与红军独立第一团会合。随后，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改编为红四军第六纵队，王佐任纵队司令，李灿任纵队副司令。 9月底，李灿奉命率领红五军第五纵队近千人，从平江县黄金洞出发，跨过幕阜山脉，向鄂东南进军，开辟新苏区。进入了鄂东南。 10月上旬，李灿率红五纵队抵达崇阳附近，侦察查明崇阳城内只有敌军1个连驻守，遂决定打下该城。经两小时左右的战斗，全歼守敌，占领该城，接着，李灿率部奇袭，一举攻克3镇，缴枪300多支。 10月28日，在阳新赤卫队、游击队3000多人的配合下，红五纵队一举攻克阳新县城，全歼范石生部两个营。11月上旬，红五纵队乘胜攻打大冶城。先后消灭了刘仁八、白沙镇等10多个集镇的敌地方武装“常练队”。此时，红五纵队已占领了通山、阳新、大冶3县的大片土地，共缴获迫击炮10多门，机枪30多挺，步枪1000多枝，部队已发展到4000多人，开辟了鄂东南大片新苏区。
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李灿自率红五军第五纵队进入鄂东南，作战数十次，连克崇阳、通山、阳新、大冶等城，开辟了鄂东南大片苏区。红五纵队也由不足千人发展到8000人。李灿已成长为赫赫有名的战将，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被人们誉为湘鄂赣红军“三杰”。 4月，湘鄂赣苏区的党组织决定发动红五月暴动。李灿奉命率红五纵队南返，参加红五军攻打平江城的战斗，途经赣北瑞昌县时遭敌袭击，李灿负伤。他带伤坚持率领部队继续南返，于5月3日到达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五军其他4个纵队胜利会师。接着就参加攻打平江城的战斗。红五军主力部队在平江城北门外进攻受阻，李灿主动向彭德怀请战，改由城西北郊的罗家大屋敌人防守较弱的部位进攻，很快突破城防，全歼何键部王东原旅1个团，占领平江城，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近300人，将缴获的大批粮食和食盐分给了贫苦农民和市民。 5月8日，红五军从平江城出发向江西挺进，连克修水、武宁两城。5月下旬，红五军主力攻打阳新，占领大冶，收复了大片失地，从而使鄂东南苏区和湘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体。 1930年7月，李灿由于多次负伤和劳累，带病的身体已无法坚持工作了，党组织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去上海治病。他化名胡平，称湖北孝感人，住进了吴淞口附近的一所疗养院。他肺病严重，瘦骨嶙峋，气喘吁吁，不断咯血。医生见他也连连摇摇头，叹道“你入院太迟了！”年底，他又化名胡月波，转到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美国人开办的惠中医院继续治疗。党组织派人送去400银元给他继续治病，但送款人途中被人拐骗，李灿分文未收到，经济甚为拮据。1931年初，李灿的三弟李文贤到医院来看望他。李灿乐观地告诉三弟：“我的病情有好转，经不吐血了，再有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出院。”三弟走时，李灿对他说：“我自1925年父亲死后，已没有回过家。这次也没有什么可以带给家里人，就把这只怀表拿回去吧。”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李灿的爱国热血在沸腾，再也不能在惠中医院安心养病了。为了参加抗日救国，他抱病赶到上海，请求党中央分配工作，再披戎装上战场。不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被捕入狱。敌人对他严刑逼供，李灿宁死不屈，最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时年31岁。
蔡协民 1934年07月出生于一户农家。幼年就读私塾。先后在龙秀国民小学和沙口小学任教师。1924年春，组织当地农民抵制省湖田局滥收所谓开垦湖田的“匿金”，获得成功。同年，考入长沙湘江中学增设的农村师范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派何长工等共产党员掌握民团武装。
1926年秋组织3000余人农民义勇队配合北伐军作战。同年底华容支部改为中共华容特支，任书记。
1927年2月被调到中共常德地方委员会工作。马日事变后被迫转移至武汉，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连政治指导员随军南下，9月在广东三河坝被调到朱德司令部做政治工作。11月朱德所率起义军余部暂改称16军47师140团，他任政治处主任，不久被派去找到中共湘南特委。
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后兼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积极协助朱德、陈毅做农军思想政治工作，整训部队。4月率农军到达井冈山会师。5月后先后任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党代表，参加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9年1月随军转战赣南、闽西，2月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党代表。3月团扩编为纵队，任第三纵队党代表兼中共纵委书记。6月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建军主张。7月下旬被派到地方工作，出席中共闽西党的一大，被选为中共闽西特委常务委员兼任组织科科长。他深入加强地方党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参与领导了创建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冬被派到上海入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
编辑本段土地战争
1930年被派到福建厦门做地下工作，任中共福建省委军委秘书，8月担任省委秘书长。1931年1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省委军委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3月下旬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后，主持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任书记。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有效地开展各种斗争。同年5月中央决定福建不设省委，改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兼军委书记。
1932年1月调到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工作，以市委巡视员名义到惠安开展工作，并以总指挥的名义领导惠安抗捐大同盟和抗捐运动指挥部，取得惠安抗捐斗争的胜利。4月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在红军东路军的帮助下组建红三团，建立闽南农村革命根据地。6月，红三团在驻地车木村遭4千多国民党军队围攻，战斗失利，他率少数战士突出重围。同年冬被调回厦门，受到上海党中央的错误处分，中止了党的组织关系。他忠诚坚定，继续在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7月重新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任中共安溪县委秘书。不久，调回厦门，负责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 互济会。
1934年4月16日，离开厦门前往中央苏区，行至石马，因叛徒出卖而遭逮捕。经受多次刑讯，坚贞不屈。7月，在福建漳州就义。
曾志与蔡协民
曾志和蔡协民都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蔡协民曾担任过31团党代表、红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等重要职务。曾志担任红军后方总医院的党总支书记。以后，他们又随毛泽东、朱德率部队下井冈，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志就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任工农运动委员会的民运股长和妇女组组长，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宝贵贡献。
然而，曾志在福建做白区工作时，一场悲剧发生了。
1932年秋，中央突然下来一个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要对他进行批判，肃清影响。
这其实是一桩历史冤案。
当时，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是陶铸。收到中央通知，很震惊。他将通知转达给曾志时，曾志被这意外发生的事变打懵了。冷静下来，曾志立刻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她了解蔡协民，信任他，郑重声明，决不相信蔡协民会是什么“社会民主党”。陶铸与蔡协民也熟悉，他也认为蔡协民绝不是什么“社会民主党”。福州中心市委经过调查研究，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证明蔡协民的清白。这份报告至今保存在漳州党史办。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个报告未能改变中央的态度。
蔡协民陷入极大的困境中，却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奉命从厦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在上海住进一家小旅店，与中央接过一次头便失去联系。他以顽强的组织观念仍然忠实地等待着；钱花光了，东西典当一空，直至流落街头。他终于碰到一位同乡，借了10块大洋做盘缠，才乘船回到福州，住进一家肮脏的最便宜的小旅店。
那时，地下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那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求生存的必要手段。蔡协民已经失去组织关系，按严格的纪律要求，任何党内的人都不得与他接头联系。但是陶铸仍然去见了他。陶铸一生有句口头禅：“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不干。”
陶铸见过蔡协民后，把消息告诉了曾志。曾志郑重地向市委提出要求：批准她去见一面蔡协民，市委研究后终于同意了，但明确告诉曾志：绝不允许将中央的通知告诉蔡协民，否则就是违纪。
曾志在那家肮脏的小旅店见到了蔡协民。看到亲人那憔悴衰弱的样子，曾志心如刀割。当蔡协民讲到在上海的遭遇，讲到流浪街头、饥寒交迫的生活时，含着泪说：“落到这步田地，我甚至生过一些荒唐念头，干脆在马路边撒尿，让巡捕抓走也好有个地方住，有碗饭吃……唉，我终于意识到中央把我甩掉了。党为什么不要我了啊？为什么？我夜夜做恶梦，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忍饥挨饿更难受啊！”看着丈夫极度痛苦的样子，曾志几乎把牙床咬出血来。组织上有决定，她不能说出中央的通知，但她又觉得不能不说，她的这种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到呢？蔡协民掏出一块布料，递给曾志：“我借的那十块大洋，买船票后还剩下一些，给你买了身布料，拿去做身衣服吧……”这时，曾志再也无法遏制自己奔涌的感情，她叫了一声“协民”，流泪将中央通知的内容告诉了蔡协民。为什么会下这个通知？当时他们都不明白，甚至无从去想。他们只明白一个冷酷的现实：党组织不可能再与蔡协民联系了，他只能独自用行动来证明对党的忠诚。
于是，蔡协民回到厦门，开始做苦工谋生。白天干各种重体力劳动，夜里睡工棚，宣传群众，做工运工作，直到罗明同志回到厦门主持工作，才将蔡协民迎回党内，送回中央苏区。但是，不久蔡协民从苏区回厦门接头，被叛徒发现并告密，不幸被捕，并押往漳州杀害了。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用壮烈的死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用鲜血洗刷了蒙在他身上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
曾志就这样失去了她的第二个丈夫。由于她将中央通知的内容告诉了蔡协民，回来便受到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听完处分决定，她平静地说：“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我这样做，受到处分，但我问心无愧。”
王尔琢 湖南石门人，1903年1月23日生。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底，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参谋长兼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军委委员和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1928年牺牲。是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主要将领之一，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记王尔琢
他化作了一块石头。一块活的石头，汉白玉和花岗岩里有他奔突的血。这是特殊材料打凿的人！ 王尔琢和许多战友一样，牺牲在生命最灿烂的年华。那年，他25岁。
”我长久地注视着雕像，尔后，我听到了轰鸣的响声。王尔琢之死，死得悲壮惨烈。他不是死于敌手，而死于他昨日的同乡、战友，又被他视如兄弟的叛徒之手。他是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这个地主家的阔少爷，受不了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一心想脱离红军，投靠赣敌刘士毅部，以图升官发财。 1928年夏，红军在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同那些悲观失望的人一样，袁崇全认定“井冈山红旗打不了多久”。 8月28日，袁崇全率部投敌。闻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王尔琢，骑上马就去追赶。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回来。黑夜中，袁崇全恼羞成怒，举枪扫来一梭子，王尔琢当场倒在血泊中。他一直坚信能把袁崇全唤回来。倒下的那一刻，一定在心里默念：“我是他们的团长，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会听我的。”他的心纯得像水晶。在此之前的1927年4月初，王尔琢曾率军打到了上海外围。有一天，蒋介石的两个亲信，携带蒋的亲笔信来先遣军司令部找王尔琢。说如果他听命于蒋先生，就正式委任他为军长。王尔琢看了信，放声大笑，笑得十分响亮：“一个军长太小了，应该给我一个军阀，一个大军阀！”8月28日那天，他是顶着横飞的弹雨向前走去的。子弹打在脚前的地上，发出一连串“啾、啾、啾”的声响，卷起一道道烟尘。他仍义无反顾地朝前走……“砰砰”，两颗子弹射进他宽厚的胸膛。他倒在布满石头的地上，过于坚硬的石头，一定硌疼了他的脊背。可是他已经全然感觉不到疼，他进入了一片殷红。 在他倒下的时候，受蒙蔽的官兵，整整齐齐回到了革命队伍。有人说，原以为只有穷才革命，只有走投无路才造反，井冈山的革命都是穷苦的农民揭竿而起，但和王尔琢一样的许多青年俊杰，他们有的来自黄埔一期、黄埔四期、黄埔六期，有的来自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湖南师范……他们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不屑于蒋介石的高官厚禄，追随革命参加了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1928年10月，红四军在宁冈会师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万分痛惜，含泪写下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据说，毛泽东一生参加过3个人的追悼会。一个张思德，一个王尔琢，另一个是陈毅。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只流过两次泪。第一次是爱妻伍若兰牺牲，第二次是哭挚友王尔琢。骁勇善战、才华横溢的一代青年战将王尔琢，曾慨然明誓：“革命不成功，不刮胡子，不理发。”为此，他得了个军中“美髯公”的称号。今天，中国革命终于成功，我面前的他，化作了一块晶莹的石头——他已经是一头漂亮的中分发型。 与王尔琢感情甚笃的肖克将军，当年因身负重伤，未能参加追悼会。一直到晚年退居二线，才了却心愿。茫茫原野，一座不起眼的墓，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掩面而泣，老泪纵横……常怀诗情的将军，一字一顿地吟诵：智勇双全震赣湘，为除叛逆以身戕；时逾半纪临君墓，如见英姿焕大荒。（《谒王尔琢墓》）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王尔琢是活着的。
伍若兰 湖南耒阳县人。 朱德前任妻子。1928 年春参加湘南起义， 4 月随朱德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妇运科科长等职。 1929 年 1 月随红四军主力下山。 2 月在寻乌项山战斗中被捕，后牺牲于赣州。 记伍若兰
她死于忠贞的爱情。多少年以后，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问朱德：“提起伍若兰，你为什么显得那么消沉？不爱她吗？”隔着一张小桌，他们相对而坐，烛光照着朱德多皱的面庞。他表情沉重，像是凝视着想像中的情景，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她后来被国民党抓住，折磨她很久，才砍下了头，悬挂在她家乡湖南长沙的大街上示众。”说完，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从回忆中挣脱出来。史沫特莱在著名的绝笔之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这样记载：“他开始听说、后来又亲自见到一名女宣传队员，她在农民中真是无人不知，是个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年龄只有25岁，演讲富有魄力、才智，大脚，体格非常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她并不好看，可是一双大眼闪烁着智慧与果断的光辉。”雕塑园，仅有两位女性——贺子珍和伍若兰。她们并不是作为伟人的妻子，而是以井冈山斗争主要领导人的身份站立在此。 凝眸雕像，你不会找不到美，因为你找的到真。 伍若兰在一次激烈的突围战斗中，腿部中弹被俘。那会儿，她已身怀六甲。 敌人对她施行了“吊打”、“踩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敌首刘士毅说：“你已落在我们手上，只要你能自首，或公开声明一下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保你不死，还可给你官做！” 伍若兰坚贞不屈。也许，听到“朱德”的名字，一股热流涌进了她的心房。他是她的良师益友，是她心爱的丈夫，也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也许，她还想起了朱德率领湘南起义时说的话，“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她怒目痛斥道：“告诉你们的主子，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背叛**，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1929年2月12日，伍若兰被绑往赣州卫府***。她的头颅被割下，悬挂在赣州城楼。 她，当时只有26岁，即将做孩子的母亲。没有人会听到婴儿的哭声。残忍的敌人剖开她的腹部，上面刺了6刀。那个小小的生命，是与她血肉相连的胎儿。晚年时的康克清，常常悲痛地回忆这段往事，她对儿孙们说：“伍若兰的牺牲给我的震动很大，因为她是我参加红军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同志，又是我们妇女组的骨干，有许多优秀的好品德”；“伍若兰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您奉献的远远胜过一个女人，您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在伍若兰和贺子珍的雕像前，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写下这样的文字：“她们面若桃花美丽，笑若繁星灿烂。贺子珍在峥嵘岁月中共失去6个孩子，而伍若兰惨遭杀害。作为女性，有什么比做母亲更让她们向往？作为母亲，有什么比得上孩子更令她们骄傲？可在信仰面前，这样的向往和骄傲都被忧伤地舍弃了。”她死于忠贞的爱情。一种超乎个人生命之上的崇高爱情，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伍若兰倒下的时候，是一个雪花漫舞的冬日。 在更早的一些时候，离井冈山不远的庐山上，一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早晨攀上她家屋后的山岭，采摘回来一大把鲜花，然后插在花瓶里，从不间断。 多年过后，这个以写中国民间生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回忆幸福如斯的童年时，清楚地记得，她最喜欢采摘的是紫萁和百合。但有一种黄色的百合，她却从不采摘。因为，这种百合的花期只有一天，她心疼它生命的短暂。
朱德一生都酷爱兰花，留下了“唯有兰花香正好”的诗句。 1962年春，他以76岁高龄回到阔别了33年的井冈山。刚落下脚，就急切地问井冈山的同志：“我记得有一个地方，遍地长着兰花，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他手拄拐杖，到处寻找兰花。在经过一片茂密的林子时，远处飘来了一阵阵清香。他激动地说：“是这里，是这里！”兰花无风自吹香。他蹲下身来，细细地看着那些开着小白花的井冈山九节兰。他采了几瓣，放在鼻子前闻了又闻，说：“清香扑鼻啊！”
从井冈山烈士陵园下来，驱车去市中心，看井冈山斗争全景画声光电演示馆。这是由全景画、地面塑型和高科技声光电演示系统三部分组成的全方位、立体式反映井冈山斗争的新型展示方式。整个全景画长112米，高18米，分八个场景，第一次创造性地将井冈山斗争的重大事件与五百里井冈的秀丽风光完美地融在一起，第一次用全景画反映历史的过程，第一次在全景画上配置高科技的声光电演示技术。
井冈山斗争全景画声光电演示馆用艺术形式真实的反映了井冈山斗争时期三湾改编、大井练兵、茨坪安家、井冈山会师、八角楼灯光、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和挺进赣南闽西等重大历史场景，形象、直观、生动地展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百里井冈秀丽山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
井冈山斗争全景画跨时空地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大事件与巍峨雄伟、钟灵毓秀的井冈山绿色风光融为一体。以其精巧的构思、精湛的绘画艺术和创新的精神，为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增添了一朵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奇葩，是一部雅俗共赏、富于创新、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
走进井冈山斗争全景画声光电演示馆，恍若穿越八十年时空，置身于雄浑苍茫的群山之中，亲身领略着井冈山斗争史上的波澜壮阔，聆听着朱毛会师的欢呼声、黄洋界保卫战的枪炮声、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脚步声……
看完全景画馆，继续参观毛泽东茨坪故居
闲逛茨坪天街
晚上接着腐败，腐败后继续闲逛
一边逛商场，一边看美女
晚上，电视播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晚会，第二天上午继续上课。下午，先去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由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000余人，到达井冈山地区的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中国革命从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纪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成为中国革命走上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端。
( 本文作者 : 老山羊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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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风景很美的地方 谢谢支持
发表于：2013-4-26 00:41
红色线路啊
发表于：2013-1-18 09:17
我也知道自己情商低，情商低不是你的错，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就是你的不对了，是不是
发表于：2012-11-14 13:46
江西这片热士真好
发表于：2012-11-14 10:17
支持，支持
发表于：2012-11-12 13:31
恭喜啊 呵呵 祝贺
发表于：2012-10-29 09:13
好帖子 我离井冈山不远哦！呵呵 不错哦
发表于：2012-10-27 15:09
毛主席啊。劳苦大众想念你。
发表于：2012-10-25 00:32
革命圣地
发表于：2012-10-19 10:23
红色之旅~
发表于：2012-10-10 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