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攀登北坳线路上撤下的王队长，昨晚(4月18日)请瑞士登山队中一位护士职业的队员检查了身体。这位外国女护士职业素质及职业道德给人感觉都不错，只是她可能忽视了她的病人对疾病和痛苦的忍耐和承受能力。以至于面对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的王队长，做了一系列仔细检查之后，从药箱里取出了一些在山上很珍贵的药品，叮嘱道，“不要紧，你只是扁桃体发炎，吃下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队队员，被队友们戏称“坐堂医生”的刘建也从包里拿出自带的针剂，以难以让人相信的熟练手法，为王队长注射一针。经过这一番折腾，王队长自言舒服多了，稍喝了一点水，便早早休息去了。
　　今天一早，我钻出帐篷冲着不远的王队长帐篷高喊：“给队长请安！”没回应，我动手拉开了他的帐篷。
　　王队长斜躺在帐篷里，看不出他与昨晚有什么不同，一旁的王石对我说：“咱们今天全体下撤。”我有些纳闷：“咦，临时决定？”王队长解释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适应，该下去调整身体了。”
　　我和上海小子吃过早饭，收拾好行装，已经11：35分了。与往常一样，我们一般都走整个队伍的最后，此时的王队长已经出发了40分钟。
　　在海拔6200米处我们追上了正在与罗教练交代工作的王队长，看着时而严肃认真，时而谈笑风生的王队长，不知明晓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只是我在一旁依稀感觉的出，队长的笑声中似乎缺少点底气。
　　队友们一一超了过去，王队长的身边只剩下了我、上海小子和西藏圣山探险服务公司格多。在接近海拔6000米的一个长而不大的坡路上，王队长不合情理地几次停下脚步大口地喘着粗气，我悄声对上海小子说：“队长今天不对劲，你有点思想准备。”上海小子看了我一眼，突然撒腿跑了起来。我不解地看着他消失在远处......
　　我陪队长慢慢走到坡顶，远远地望见上海小子在与正在喝水休息的冰儿说些什么，只见冰儿快速站起收拾行囊，急速向山下奔去。我心里明白了，聪明的上海小子是让行走快速的冰儿先行下山求援去了。
　　王队长的脚步更慢了，上坡时已经很难移动脚步了，并不时大喘气，咳出浓痰。格多，这个高不出160，身背一个巨大登山包的藏族小伙子，一言不发地向王队长伸出了自己的登山雪杖。王队长迟疑了一下，抓住了手杖的一端，我和上海小子相互看了一下，各自伸出了自己的一只手，用力推在了王队长的后背。
　　脚下的乱石由于冰川移动的变化，形成连绵无数的起伏地形，我们不断重复着自己的动作，并不停地喘着粗气。
　　接近海拔5800米到了，这里要经过由冰川形成的一个40米的深沟，“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躲过这里？”对线路十分熟悉，疲惫无比的王队长一边念叨着，一边四处张望着。同样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们，看着这个正常时自己行走都十分吃力的地方，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深沟对面一声高喊，英俊的西藏圣山探险服务公司小伙子巴桑犹如神兵天降，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瘦小女子冰儿，硬是凭借自己的拼劲，追上了扭伤了脚的巴桑。巴桑得知情况后，立即回身救援，关键时刻赶到了这里。
　　格多手中的雪杖变成了两支，巴桑强有力的双手推在了王队长的后背，王队长脚下有些踉跄地向上行走着，我和上海小子则喘着粗气，背着自己的登山包跟在后面。
　　爬上冰沟，很多国家都在这里设立自己的过渡营地，此时的王队长已经累的站不住了，上海小子弯腰喘了一阵粗气后，走到一个炊事帐篷的窗口，向里面的人说明，有一位中国病人需要些水喝，能不能给点红茶加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里面的人居然以他们的人太多，无法提供加以拒绝。
　　真是岂有此理，我和上海小子被震怒了。
　　2000年春季，也是在这条线路上，2000年深圳怡宝章子峰登山队在海拔6000米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路上建立前进营地。时间不长，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广泛传诵着一句：“有事请去中国营地”的佳话。由于我们的营地设在海拔6500米营地和海拔5800米的过渡地带，所以经常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无论是各国的登山者，还是普通的藏族牦牛工，我们都无偿提供服务。
　　有一次，英格兰皇家军队登山队的一位患脑水肿的登山队员路过我们的营地，包括王队长在内的中国队队员，投入了全部能力进行急救。
　　不仅如此，在我们近一个月的登山过程中，无论是经过哪个国家的营地，只要是提出一些基本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攀登雪山中为一个病人讨点水喝受到拒绝，这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上海小子冲进了他们的帐篷，用英语大声质问：“你拒绝为一个病人提供最起码的帮助，是对人性的最大不尊重！”
　　附近帐篷中，为各国服务的西藏圣山探险服务公司的其他员工也闻讯走来，纷纷指责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那人自觉理亏，一边向大家道歉，一边拿出红茶和糖为大家斟好，并保证今后不在有这样的行为。
　　王队长看我不肯喝对方给的红茶，疲倦的脸上挤出一点笑容对我说：“大刘，快喝些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离开5800营地后，王队长的脸色苍白，步伐越发艰难，咳出的浓痰中出现血丝，平路时也已经需要推扯了。望着起伏连绵似乎无尽的乱石路，王队长自言自语地说：“唉，今天的坡路怎么这么多？”
　　望着登顶过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这条硬汉，我和上海小子心里都明白，换了别人，恐怕早就躺在了地上，让我们换一种方式将他运回大本营了。
　　只有他，我们的登山队长，从ABC出发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从海拔6500米到海拔5700米，一直在走，在别人的帮助下顽强地走着。
　　下一个坡，海拔5500米的营地到了，营地里熙熙攘攘很多人，我回头看了一眼王队长，队长的双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松开了牵引的雪杖。
　　“王！王！”不远的帐篷里跑出一个中年夏尔巴，并一把抓住了王队长的双手。紧跟着帐篷里又钻出了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外，这家伙甚至伸出了自己硕大的手在王队长的脑袋上拍了一下。显然是王队长的两个铁哥们，我伸出手抓住了被这两个家伙晃的有些站不住的王队长，随他一起钻进了帐篷。
　　帐篷内坐满了年纪不等，性别不一的老外。在王队长的谈笑风声中，我开始细细打量我对面那个大块头的老外。面熟，在哪儿见过？又想不起来。“大刘，他叫艾瑞克，美国人，寻找马洛里登山队的队长。”热情交谈中的王队长向我介绍道。“哦。”一句话让我对这个至少高我6公分的大块头肃然起敬。
　　“因为山在那里。”是英国登山家马洛里70年多前，在解释自己为什么登山时留下的一句话。为了探寻英国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是否在1924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眼前的这位艾瑞克先生专门组队，于1999年来到珠穆朗玛峰，搜索并找到了马洛里的遗体，只是没有找到确着的证据来证明，马洛里和欧文是否在当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人物》曾经就此事做过专题报道，我用录象带将其录下保留，并反复观看。
　　此时的王队长思维相当敏捷，英语对话的反应和表达能力都极其到位。这不禁让我产生了一种感觉，是不是王队长的身体恢复了？
　　20分钟后，大家重新上路。没走多远，王队长重新浮现出疲态，脚步更加无力迟缓。我心里明白了，王队长从见到罗教练那一刻起，就依靠自己坚强的毅力，撑起病弱的身体，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关系而使整个登山活动受到影响，他明白自己现在不能倒下。
　　东绒布冰川和中绒布冰川的会合处到了，格多、巴桑、上海小子和我在这里进行短暂的休息。我甩动酸软无力的双肩，计算着只要我们四人的体能不发生问题，按照现在的速度，再有1个半小时就可以回到大本营了。
　　“有人来了！”小个子格多喊了一声，大家顺眼望去，只见黄昏的斜阳下，乱石交错中几个人影在快速移动，很快便来到我们身边。是中国登山协会的邢立明教练和西藏圣山探险公司的三名员工，在接到先前赶回大本营的冰儿求救后赶到了这里。紧接着，搜狐网站的赵牧老师甩着长臂，也大仙般地飘然而至。
　　“慢点走，太快了队长受不了。”
　　长长的乱石沟仿佛缩短许多了，不觉中大家已经接近了沟口，我和上海小子突然预感到了什么，停下了脚步。“队长，能自己走到大本营吗？”王队长看着我们点了点头，停下脚步，喝了些水。
　　刚走出沟口，我和上海小子就发现有一个红点在闪动，“是摄象机。”我们会意地笑了。不一会儿，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喘着粗气追了上来，“怎么样，你们的行动我都让哥们拍到了吧？”
　　我回头望着正手撑雪杖自己迈步向营地走去的王队长，不禁开心地笑了：“对，你什么都拍到了，该拍的都拍到了。”
　　而后，我和上海小子伸开双臂，拥向了迎接上来的冰儿、王石、大梁、刘建、归人等人。问候中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21：35分。从ABC出发到现在，平时5小时的路程，我们今天整整用了10个小时。
　　餐厅帐篷里，看着狼吞虎咽的大连小子和上海小子，王石说：“今天本来队长要自己撤回大本营，但我建议，既然队员第一阶段的适应任务已经完成，身体状态又都不错，你一个人下去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容易引起整个队的不安定，不如大家都撤下去休整。队长采纳了我的意见。”
　　嘿嘿，这老王，果然老道。
　　刘建低着头进了帐篷，“队长倒下了。”“啊！在哪儿？”“自己帐篷的门口，现在正在医疗帐篷里观察。”
　　医疗帐篷内的灯光煞白，越发显得着躺在病床上被带上氧气面罩，挂着吊针的王队长脸色惨白的让人伤心，四台讨厌的摄象机围着他不停地拍摄着。
　　“大夫，他怎么样？”我小声询问着，“暂时不要紧，要观察，随时准备送下山去。”我走到王队长的床前，紧抓住队长一只无力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于良璞老师把我轰出了帐篷。

2003年4月20日 凌晨3：10分

搜狐登山队队员大刘

珠穆朗玛峰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