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这次成功登顶慕士塔格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民间登山活动并不普及，也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支持，经费的短缺造成严重地通讯不畅，几乎导致重大事故。如C3两次出现五人只有一顶两人帐篷的情况，还有王队长遇险时如有对讲机，距离仅五十米的C2营地即可救他回营等等。在技术方面，除A、B两组第一次上到C1.5以外，其他时间均未结组，除C1有两根结组绳外，其它各营均无结组条件。在管理方面，攀登和拆营计划问题受临时组建的影响似乎可以理解，但人员的高山适应问题还是有待商榷；以及严重的本位主义导致王海角等出现险情。乌鲁木齐部分队员的安全意识也较为淡漠，甚至连最基本的常识也不懂，也没有互相检查监督的机制，我看他们组队前的挑选主要看重的是体能方面，攀登如此高大山峰竟有人着单衣裤？我们庆幸这是在攀登难度较低的慕士塔格，如果相同的问题出现在高难度级山峰，可能组织方面会更完善些吧。食品方面，难以照顾全面，但出现连乌鲁木齐本地队员也不吃、最后送人的三百个馕，还有只动过一次的两箱大肉罐头等等也是对开支和人力的浪费。

　　踏雪板的购买是队长为全队取得最后成功做的最重要决断，除杨立志事先登顶外，王队长、陈骏池、姚伟伦三人从C1开始、我从C3开始使用踏雪板直到登顶成功，可以说踏雪板为我们的登顶省下了足够的精力和给与了足够的信心。适应方面也是如此，原计划A组近似阿尔卑斯方式的攀登在实际操作中未以实现，除杨立志外，姚伟伦、陈骏池到C2后下撤C1取踏雪板，我送杨立志从C3下到C2，都正好起到了适应高度的作用，而王队长在C2以前都是采用锯齿式攀登，适应的更好。所以除王队长在山顶出现类似杨立志的高山幻觉外，另三人在山顶均表现正常（陈的胃出血另有原因）。医疗方面有周岚临阵也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王队长在出现不适的情况下，调整后顽强拼搏取得成功，又在遭遇失足时，以他丰富的经验未造成伤情，为全队的安全成功划上了句号。

　　在登顶队员中，除杨立志比较年轻，是靠自己积蓄一年的拼劲近乎莽撞完成登顶外，其它五人年龄较大（包括到C3的张教授），也说明他们在心理上相对成熟，有较强的自制和处事能力。年轻队员也在锻炼中走向成熟，如王磊调整心境，主动承担了拆C3的任务，并在尝试独自冲顶途中遇天气变化果断下撤等等。

　　我自己在这次攀登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尤其在高山病方面，以前自己也上过六千米以上的高度，自以为没有高原反应，但在这次行动中，对自己、对他人的症状和解决方式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是吃一堑，长一智所必须积累的。在心理方面，我似乎异常平静，我想要说感悟到什么，应该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在那圣洁的环境中生活的十几天里，心更趋于空灵。现在心里最为惭愧的是当时没能送王海角下C3，当时的想法确实是此一去这次将再也没有机会登顶了，这种自私的登顶观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还有一进山对向金指导了解的慕士塔格登山情况没能仔细的分析，金指导所说的各营攀登时间是外国队的综合统计数字，他们都穿有滑雪板或踏雪板，而我们的装备相对落后，对实际攀登中时间拉的太长没有心理准备，导致我对第一次冲顶也失去了信心。

　　这次乌鲁木齐登协组织策划了这次登山活动，并在准备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试想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划组织和方便的公共关系，我们外地队员不可能以如此低的费用攀登此山峰，在近几年也不会以较小的规模攀登此山峰。首先我就是在偶然的机会参与进来并取得成功。反之，以乌鲁木齐当地队员的装备和人员素质看，外地队员的加盟正好得到补偿，比如除大本营外山上四个营地只有C1有一顶王队长提供的帐篷，其它五顶都是外地队员所提供。外地队员在计划与实施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没有外地队员的共同努力乌鲁木齐队员登顶的希望几近渺茫。可以说这次登山活动在组织和交流合作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我想这也是未来民间登山运动在攀登高大山峰时一个可借鉴的方式。

　　两名香港队员是以广东队员身份参加的，主要担心进山许可和收费问题，所以在金指导来我队营地时都尽可能回避，否则姚伟伦如能直接与金指导交谈也许会有他的建设性意见。关于广东队和我队其它队员发生的事情，有些只是听说，不便在这里详细写出来，因为记实的东西要保持其真实性，否则就变成创作了。如有对文中设及人的不恭敬，请相信我并无恶意。

　　后记：

　　七月二十六日，全队休整一天，大家清理、晾晒自己的装备，我跑去和广东队的刘海波聊天，我们以前在网上见过，但没有接触，现在终于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他们的大本营是两个大帐篷互相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套间，这么绝的主意当然是周兴路教练的经验，周教练的电台更棒，十多米的天线立在铁皮房的旁边，下面有一个手摇发电机，可以与喀什、乌鲁木齐甚至附近的中亚国家取得联系，只要你有类似的电台即可。当晚广州队的肖MIN和梁崴也撤回大本营，其中梁崴竟三天没有吃东西，他明天将随我队回喀什治疗。我队除为高山准备的食品外大本营的食品竟剩下了一多半，最后都送给了基地的炊事员或个别老乡。

　　七月二十七日，队伍撤离慕士塔格登山大本营，队员大多骑驴下山，我也不例外。广东队的欧阳卉和梁崴也一同前往喀什。在苏巴什等到下午五点，原定接我们的车还没有来，只好拦了两辆车分别拉人和行李，但走到卡拉库里湖时遇到了来接我们的车，短短的十公里路那两辆车要了回喀什的全价共八百元。晚上到喀什住交通宾馆，睡前又到上次去的夜市暴撮一顿。在宾馆洗澡时竟感觉胳膊腿细了好多，洗完澡后剪脚指甲，有两个指甲流出了很多积水，其它指甲当心天热发炎没敢再碰。

　　七月二十八日，队伍在喀什休整，队长告诉我交这次登山活动费2000元，是因为我和陈骏池是自己赶到苏巴什的。参加这样大型登山活动起始乌鲁木齐市算才收费2500元，这在任何国家都可以说是少见的，而交这点费用对乌鲁木齐队员来说却是几年积攒起来的。中午请多次帮助我们的喀什六运司领导吃饭。下午去测了一下体重，比进山以前降低了五公斤。部分队友去巴扎集市，我几年前专程去过更热闹的星期五的巴扎，便没有再去。在宾馆给北京的公司经理打了电话，他在知道是我后第一个感觉是我还活着，而后就是让我赶紧回去，离京达两个多月的我对回京后不抱什么好的希望，但公司将怎么处置我仍然令我心事重重。而后就是等着再去夜市。

　　七月二十九日，队伍离开喀什，乘的是六运司提供的一辆卧铺汽车，躺着非常舒服，但吃饭仍然被司机拉到了他熟悉的饭馆，这种地方一般对司机招待极好，而对乘客是刀摸的极快。

　　七月三十日，中午仍然吃的极差，大家和王队长商量下午到乌鲁木齐前好好吃一顿，于是在车路过新疆名吃大盘鸡发源地柴窝堡时停下，全队竟吃了七盘鸡，似乎队员们都露出了狼的本性。汽车在路过托克逊时车内温度超过了四十摄氏度，我是将棉被挂起当窗帘来躲过日晒和热辐射的。当晚到达乌鲁木齐，住红山宾馆。

　　七月三十一日，除了吃还是吃，下午乌鲁木齐登协在一自助餐厅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宣读了各方面的贺词，还给我们所有队员颁发了登高证书；在电视台的采访中我表达了对乌鲁木齐登协的感激之情，认为他们组织这样的登山队之不易，但也指出了登山过程中通讯不畅等严重问题。

　　八月一日，友谊峰之行的部分队友去当时的队员马玉山的庄园宰羊、摘瓜，多数去者都喝醉了，此行将西北人的豪爽充分表现出来。

　　八月二日，原定今天的联航班机不售散客机票，我只得多出一千元乘坐新疆航空公司的航班，英刚知道我已拮据，为我出了近五百元。在机场为托运我的装备花去四百多，在到达北京时幸好妻子带我原越野车队的朋友来接，否则连打的回家的钱也不够了。

　　八月三日去单位报到，用一周的时间写检查，然后撤职调离原工作岗位，结果是不再有周末的休息日，工资降了近一千元。待遇是次要的，每周末开车到郊外放松、训练的时间失去了，有所得必有所失，我认为这两个多月的旅行还是值得的。几天后脚趾消肿，一个月后脚趾指甲开始脱落，又过了一个月脚趾指甲陆续脱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