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火焰山下有片神秘的土地叫做“洋海”。1982年，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片不为史书所载的大型墓地。。。
这片洋海大墓今天已经成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国保单位”，它的国宝价值在哪里？考古学家研究认为洋海人很可能就是吐鲁番这片处女地迎接的第一批远方来客，洋海墓群一次次的惊世发现，渐渐为我们描绘出吐鲁番盆地的史前文化风貌。
“洋海”这两个汉字会让人产生出关于广袤海洋的联想。实际上,洋海只是一个村庄名的音译,在当地的语言系统里,这两个音节意味着“平坦的地方”。
这正是对洋海墓地所处的地理环境最简单而又最准确的描述。靠近新疆吐鲁番著名的火焰山,洋海至少在三千多年里都保持着这样的模样:极度的干燥,而且地势相对平坦。这也使得沉睡在这一片土地上长达三千多年的大型墓地得以保存。
洋海的发现
1982年,沉寂与安宁被打破了。
一位鄯善县吐峪沟的农民在远离村庄的戈壁上修缮坎儿井,当他用铁锹挖暗渠的时候,意外打开了一座古老的墓穴。接着,盗墓者与考古学者成为迎接洋海归来的黑白两面。
200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开始对吐鲁番洋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从500余座墓地中发掘出3000多件文物。接下来,洋海墓地被铁丝网包围起来,未被打开的将近2000座坟墓,得以继续安静地沉睡。
从2003年到现在,对洋海古墓文物的研究工作一直在进行,当年指挥发掘的考古队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吕恩国研究员也一直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吕恩国说,即使只发掘了洋海墓群的六分之一,这里面蕴涵的故事也足够说上几天几夜。
埋入墓地的“古老见证”
洋海古墓在考古学上的巨大价值,是它的年龄。
如果一座墓葬能够将一个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向前推进哪怕数百年,都将意义非凡。而吐鲁番地区以往出土的墓葬,如苏贝希、交河等,断代指向都是公元前几世纪,也是早期铁器时代的事。那么如此巨大的一片洋海古墓群,能否将吐鲁番的史前文化再向遥远的古代推进一步?
对于新疆的历史记载,在《史记》以前就几乎没有什么信史了。1928年是吐鲁番学的一个重要时刻,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从那一年开始4次到新疆考察,撰写了《吐鲁番考古记》,第一次向现代人提起了“洋赫(洋海)”这个名字。
在中原考古占据中国考古的重要比重时,西部地下埋藏的秘密长时间没有人去追究,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吐鲁番地区陆续有大规模的惊世发现,一些关于“洋海”的出土文献(文书、墓志等)开始显山露水,向人们显示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叫“洋海”的地方。
但是这些并没有解决洋海墓地的断代问题。吕恩国介绍,现代考古学要做出断代的结论首先是会考虑地层学的因素,通过地层的叠压关系来做出地质上的辅助判断；另外一个重要方法是类型学,就是通过出土的器物的审美学特质、器形和已知的类似地区的文化类型进行比对。
他们发掘清理的头一座墓地,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座墓葬形制是竖穴二层台墓! 而这种形制的墓穴出现在青铜时代,这就意味着洋海古墓群的年代远远超过了事先的预计。吐鲁番地区的史前史,因之从早期铁器时代上溯到了青铜时代。
位于火焰山南麓荒漠戈壁上的洋海墓群分布在相对独立的3块台地上。台地成长条形,南北走向,每块台地都相当于2到3块标准足球场(68米x105米)那么大。墓地周围是寸草不生、覆盖着戈壁小砾石的沙丘和土梁。台地上密布的墓葬布局严谨,总面积约5.4万平方米(合.75个标准足球场)。
即使是对“老考古”而言,一号台地的发掘工作也是非常震撼的。墓葬排列得如此密集,一座连着一座,近者相距仅仅30一40厘米。
专家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墓葬形制是在吐鲁番地区前所未见的:四边二层台、双边、单边二层台等等,还有主墓、袱葬墓的殉葬现象。而且在以前这个地区的古墓发掘中,从来没有见过洋海古墓里的单耳罐、立耳杯和横耳杯等等,那些锯齿纹和钩连纹也透露着陌生和神秘的气息……
陆续的研究和与大量的类型学比对,让专家得出了结论:
这两种方法最终都将洋海大墓群中的早期墓,溯及令人惊诧的三千多年前,洋海墓地是吐鲁番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已知最宏伟的史前墓地。
用吕恩国研究员的话来说,在吐鲁番,比洋海更古老、更精致的“史前文化”或许有,可惜它们要么还没被发现,要么已经消失于空气、泥土与水的“合谋”,尸骨无存。
唯有洋海,得益于火焰山地区干燥的环境,才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今人认识吐鲁番的一份“古老见证”。
事实上，洋海墓地分为3片，洋海人应该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相继使用这3片土地作为墓地,所以一、二、三号墓地的年代顺序是紧密衔接的,大约从公元前12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后,或者说约等于中原地区的商代一直到汉晋时期。
在现已挖掘的500座墓穴中,最早的墓葬形制显示了明显的青铜器时代特征,椭圆形或长方形竖穴分有两层；然后是长方形竖穴墓(敞口或直壁)、长方形竖穴袋状墓(口小底大)；最晚的竖穴单偏室墓和竖穴双偏室墓呈现出汉晋时期墓葬的特征。
但是整体而言，墓葬习俗在这一千多年间里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这让我们得以勾勒出一个洋海人的群像，他们的生活具有单一性和延续性。
洋海墓群的帷幕渐渐拉开，而我们得以窥见的是古代吐鲁番乃至古新疆的历史一角。建立和完善一个古代西域考古文化体系，一直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的重要课题，洋海墓群的发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2006年，已经轰动考古界的洋海大墓群最终被确定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管区设立围墙,按时进行巡视保护……和紧邻它的著名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一样,成了“国宝”单位,是中国77个重点保护的古墓葬之一。
高昌古城
洋海一号墓地的49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造型奇特的双联罐,敞口、圆腹、圜底,大小一样的两个罐用圆柱连为一体。一侧还有提梁形耳,耳顶部5颗小乳钉组成的花朵形不由让人浮想联翩,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洋海人努力地享受着生活之美。
洋海人是吐鲁番土著吗?
在洋海墓地紧张发掘的那些日子,每天傍晚,吕恩国会做一项特殊的工作,驱车行驶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捡拾被盗墓者丢弃的人骨，这些让普通人望而生畏的物体,每一次进入他的视线都会让他兴奋不已，
“要知道,这些人骨是会说话的,他能告诉你他的性别、年龄,甚至家乡!获得更多的人骨材料,就意味着能更准确地解读洋海人的身世啊。”他说。
吕恩国相信,洋海人是迄今为止人们能找到的吐鲁番的最早居民。他们并不像“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那样古老；他们也不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吐鲁番人。吕恩国猜想,洋海人就像是一片飘离了故乡的落叶,落在了吐鲁番这片尚未被人抚摸过的处女之地。
他将考古出土的这些人骨,还有自己从荒漠上捡到的“宝贝”都转给了中国最权威的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
这些头骨乍一看就与中原地区的古人头骨有差异,这是吕恩国丰富的考古经验告诉他的。体质人类学家所做的颅骨测量数据果然证实了他的猜想。韩康信教授非常有把握地认定,洋海人的头骨测量数据说明,这是一群古欧罗巴人的后裔,无论和今天的吐鲁番人还是和楼兰地区出土的古人类都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
“他们很可能来自遥远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南贝加尔地区,类型上与‘古安德罗诺沃人’非常接近；而生活在孔雀河畔的楼兰人有可能和西亚的‘帕米尔塞克人种’有某种密切的联系。”
这就是新疆,一块充满魅力的富饶之地,让那些原本的过客选择了择地长居,并彼此联系、交融、发展,成为主人。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向我们大胆描述了这样一条迁徙之路:出于早期畜牧社会的安德罗诺沃部族不断地发展壮大,渐渐增大的人口压力和对温暖气候的向往将他们推向了南方。
若干支逐水草而居的安德罗诺沃人驱赶着他们的畜群,穿越了阿尔泰山脉,或者沿着其他路线,进入了史前时期的新疆大地……
有一支到达吐鲁番盆地后,适宜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的夏天非常炎热,于是他们就把牛羊赶到北边天山里放牧；冬天山里很冷,到雪大草枯的时候,他们就把牛羊又赶下山,生活在温暖的盆地里。
久而久之,一部分人开始随着农业的传入进入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就是如今安睡在一号台地上的洋海先民。
出没在吐鲁番的“西方萨满”
探究洋海大墓群有着怎样的历史深度的时候，吕恩国研究员似乎是接触到了一种真实存在，却又不断地被更多的疑问填满。这个注定要书写大西北传奇的地方，留下了太多令人惊奇的信息。
2003年春天，中国南方已是一派新绿，吐鲁番的戈壁滩仍是亘古不变的干燥与荒凉。作为考古队的领队，吕恩国安排吐鲁番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的张水兵所长开始挖掘21号墓，而现任吐鲁番苏公塔文管所所长的维吾尔族女子祖里皮亚则被安排去挖掘99号墓。
墓室的发掘没有太多技术上的困难，吕恩国研究员说：“洋海的墓非常好挖，用一根钢钎往地下插，插得下去的，就是墓葬。”也正因为这一点，洋海古墓中有大概500座被盗，直到吐鲁番文物局斥资将墓地保护起来。
从已经发掘的墓地来看，幼儿墓较小，成人的墓葬规模基本上没有差别，随葬品都是些日常生活用具，只是大点的墓弊埋葬人数较多，随的物品相对也多一些而已。但是张永兵和祖里皮亚却发现自己面前的两座墓葬有些特别。
当张永兵将21号墓葬的泥土慢慢去除时，一具奇异的男性干尸展现在他面前：死者年纪在40岁左右，面向上，上肢曲向腹部，双下肢叠向右侧屈。尤其特别的是，他衣着可以称得上华丽，让我们的镜头从上到下地缓缓扫描：
他头戴羊皮帽，额头上系彩色毛绦带，在绦带上缀有三两成组的海贝。
他左耳戴铜耳环，右耳戴金耳环，金耳环是用细金条弯成的圆形，直径42厘米。他脖子上戴着一串由玛瑙和绿松石珠串成的项链。内穿翻领毛布衣，这件上衣用多色毛线织出复杂的花纹，尤其是领口、襟边和下摆部分，织成连续的大三角，内套重叠的小三角，色彩斑斓。衣边还级有成串的缨络。
他的左手腕上套着红色皮质护腕，上面缝缀着三枚铜扣；左手抱持短木柄青铜斧，手臂旁放置一件带錾的木钵；右手握着缠裹了铜片的权杖。
他的腰间挂有两个皮袋分别装有弧背环首铜刀和木柄铜锥。他脚穿皮靴，靴面上缀铜扣，靴帮上捆绑毛绦带，上系成组的由铜管和铜铃组成的“胫铃”。
张永兵简直目瞪口呆，要知道，普通的古墓，超过了两千年，别说肌肤，那些衣饰也根本没什么机会留存下来。
一号墓地的21号墓的墓主非常与众不同。他穿着精美的衣饰,皮靴上甚至点缀着装饰铜扣,彩色的头带上缀有贝壳。他的左手握着木柄铜斧,表明是一位在族中地位显赫的萨满巫师。图中的箜篌是萨满用来与神沟通的一件神圣之物。洋海出土的箜篌具有弓、弦和共鸣箱,类似于结构简单的竖琴。
陪在墓主人身边的一件皮编草篓，立即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草篓用细密的皮绳加芨芨草一层层套绕编成，篓内盛满一些绿色植物，颜色鲜艳逼人，仿佛是数日前刚刚放进墓葬中的一样。那是大麻籽叶！再仔细检查，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半球形木盆里还装有捣碎的大麻籽叶。
绝对干燥的吐鲁番又奇迹般地为世界保留下数千年前的生命痕迹。而通过这些绿色的大麻，我们能在了解洋海、了解吐鲁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吗?
考古人员立即查阅资料和对比图片，紧张而兴奋。他们会不会是身份无比特殊的萨满巫师”?尤其是21号墓中男性干尸，他右手的权杖和左手怀抱的铜斧应该是萨满巫师的标志性行头。
而鲜绿如初的陪葬植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大麻也正是萨满巫师用来与神灵沟通重要道具之一。吐鲁番文物局局长李肖博土描述了一个萨满教巫师通过大麻至幻的场景：首先，需要支起一块由毛毡搭成简易小帐篷,它是巫师举行仪式的专门场所。参与仪式的人围坐在帐篷里,当中放置一些烧红的石头;再把大麻枝叶放到石头上炙烤,渐渐地有烟气弥散开来……
李肖博士说:“巫师们服用的大麻很可能要在木盆中先被研磨成粉,然后巫师会服用大麻以进入神幻状态,他们认为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与神灵沟通。”
另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洋海墓地发掘时,墓室内经常会发现干刺猬。据说刺猬很敏感,是瘟疫先知者,有没有刺猬是萨满选择居住地的依据。——难道21号墓和90号墓是因为有刺猬被洋海人选定为死后的居所?这些干刺猬是不是洋海人亲密的伙伴,或者,神灵的一种?
在充满了神秘氛围的萨满巫师墓里,还出土了一样乐器——箜篌,在洋海已发掘的500多座古墓中这样的箜篌共有3件。“箜篌出土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因为这是新疆第二次在墓葬中出土这种古乐器,它们保存得特别完好。但是,复原后的箜篌根本弹不出令人期待的音韵,这是有原因的。”吕恩国说。
箜篌
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大量石窟壁画中常见的箜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洋海,虽然它并不能弹奏出人们期待的音律,但是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洋海时代的箜篌并不是人们用以取乐的乐器。
“箜篌之音可传向天际。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新疆吐鲁番,巫师在超度亡灵时,弹拨箜篌是为了通知上天又有一个灵魂升天了。”专家这样解释。
广义上的萨满教是世界的。萨满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逐渐丰富起来的民间信仰活动。但是狭义上的萨满教就是指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信仰,洋海算是填补了新疆地区处于青铜器时代或者更早时代萨满文化的空白。
“洋海萨满”是南迁的游牧者带入吐鲁番的又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吕恩国说:“在古代的北亚、中亚、北极地区、北美和非洲的一些地方,萨满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萨满教崇拜万物有灵,宇宙分天上、人世、阴间三层世界,当时的人们认为萨满巫师可以祛魔、医病并将死者的灵魂带到灵界去。箜篌可能最初是巫师的法器,从法器到成为真正意义的乐器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所有这些“萨满猜想”在过去是缺少实际例证的,“洋海萨满”证明在史前文明时代，萨满就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为深受生老病死之苦的人们寻求死后解脱之道。
洋海曾是文化的十字路口
越来越多的文物被考古学家轻轻从墓葬中取出,重见天日……
大量的在吐鲁番从没有发掘过的彩绘陶器、青铜器、铁器、骨器、石器、木器、编织物让领队吕恩国意识到洋海古墓已经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普通墓葬,洋海古墓展现在考古队面前的是一个异常特殊、异常丰富的世界。
尤其是彩陶器,有500多件,数量众多而且精美绝伦,这在楼兰或者孔雀河地区的古墓中都没有出土过。更重要的是那些立耳杯、彩陶圈足盘、圈足罐以及带流杯等彩陶,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独特的地域色彩。
如果要在史前文明的大地图上画箭头,萨满教的起源遥指向西,彩陶的使用则呼应着东方。是不是在遥远的三千年前,文明的脚步随着游牧的人群四处铺陈的时候,东方的色彩就已经重叠上西方的画布?
让我们暂时把视线从新疆挪开,投向整个的古中国大地。
在我国史前文化中,彩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因素。最早的彩陶发现在河北磁山和河南裴李岗,大约距今六七千年；距今约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出土大量精美的彩陶而著称，而分布于甘肃省和青海省黄河上游一带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特别发达，不仅数量超乎寻常的多，工艺水平也发挥到了极致。
正是马家窑文化对彩陶的大力宏扬，使得这一原始艺术门类在我国西北地区持续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伴随着半山、马厂、四坝文化渐进式的向西发展，顺利通过河西走廊及其最西部,最终对新疆东部的彩陶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说洋海的彩陶在器形和制造工艺上吸收了东来的文化,但纹样上却是独特的。吕恩国说,对研究一个地区,尤其是一个部落的生活,彩陶研究是无比重要的途径,它能够记录史前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观念。
在洋海出土的大多数彩陶器的口沿上都绘有连续、密集的三角纹和垂帐纹等图案。
要说中国著名的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它们都像是一个个巨大的文化圈，在文化核心区的影响之下，其周边很大的范围内都会呈现出相同的考古器物特征。
但是洋海的彩陶上的连续角纹图案，偏偏只在吐鲁番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的史前墓地这一文化圈有所发现。在新疆其他地区、西亚、中亚地区却从没有发现过,这无穷无尽的三角形图案是否对应了洋海人某种特殊的偏爱?
专家再三研究这些以三角纹为母体构成的变形图案,一个不经意的提醒让他们留意到,三角纹不但在陶器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且在木桶、服饰上也屡见不鲜。
考古专家终于想到在萨满教盛行的时代,古洋海人发现纺织物不易破碎,不怕摔,而陶罐正好相反,于是他们便将织物上的图案绘于陶器之上,希望借此赋予陶器不易破碎的性能,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
如果说彩陶器是东方给予洋海的馈赠,那么自西而来的影响又有哪些?
在发掘洋海大墓的第2069号墓时,墓口蓬盖的柳树枝条中,有一根藤状物吸引了挖掘组的注意力,它呈深褐色,扁扁的,略有弯曲,长115厘米,最大直径2.3厘米,藤上有5个芽节,时代为距今两千四百年,这是一支葡萄藤,也是迄今为止在新疆所发现的最早的葡萄藤。
葡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但是它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是在五千年前开始向欧洲和中亚传播的。
在中原书写葡萄历史是在唐代以后,有大量文献记载,葡萄种植规模很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且末国有蒲萄诸果”,《汉书·西域传》这样记载,所以人们就不难想象葡萄是通过怎样一条道路慢慢走向东方。而眼前的葡萄藤竟令这些历史得以真实地再现。
牧草肥美、小河湍湍,洋海人选择的不仅是一处休养生息的自然宝地,也是一处利于东去西来的便利通道。后来,他们就在这处东西文化碰撞之地定居下来,并且在生活中处处享受着文明十字路口的种种好处。
洋海人的美丽世界
考古发现的意义在于为历史来证史补缺,而重大考古发现则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去复原历史。关于洋海，越来越多这样、那样的细节,让考占研究变得趣味横生和富于挑战。
考古学家在不断的发掘和研究中,尝试着去复原洋海人的美丽世界:
三千二百年前,新疆辽阔的土地上,从遥远的天边走来一群人,他们戴着高高的帽子,脸庞虽然被风沙刻上了痕迹,却仍掩盖不住分明的棱角。在他们的身后,是更加遥远和陌生的欧洲大陆。
这群人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可能有数十人,或者上百人,他们中的“老人”按我们的计算方法只有30多岁。不到20岁的男女是这个群落里的主要劳动力。
他们走到吐鲁番盆地,停下了脚步。他们已经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一片绿洲。虽然这片绿洲实际上非常狭小,但是对于长途跋涉的他们来说,这里无异于天堂。——这个地方就是洋海,他们就是最早的洋海人。
当时的洋海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园圃式农业,狩猎也是不可或缺的活动,既是保护畜群的有效手段,同时又增加了食物来源。打猎的工具主要用弓箭、石球,同时还使用一种木制飞镖。
洋海的墓地中出土了大量制作精巧、至今仍能使用的弓箭文物。这些弓的结构相当复杂,一般是由韧木片、牛角板和骨板制成。此外还有大量与弓箭制作相关的器物和弓箭袋等,制作工艺令今人都为之惊叹。
随着生活的逐渐安定和规律,洋海人也学着用过路客带来的种子种植粮食。
到了铁器时代早期,在洋海的东南方一带,草地上到处生长着苦豆子、小獐毛、稗子、小花紫草、虎尾草等杂草和多刺植物黑果枸杞等灌木丛。湿地中生长芦苇和香蒲,河边长着茂密的柳树。草地外围的沙漠中生长着胡杨、怪柳和骆驼刺。其间穿行奔跑的小动物主要有刺猬和兔子,他们将这美丽的景色镌刻在木桶上。
这一切并非想象,从出土的木桶上,们找到证据。洋海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如果放在现代的美术馆里,完全可以媲美艺术品。
比如那些木桶,在出土的木桶外壁,有阴刻、线刻的动物形象,它们均成组分布,用以组成个完整的画面。北山羊、盘羊、马、狼、虎、狗、梅花鹿、骆驼、野猪、麋鹿、鸟……无数的动物在这木制的舞台上舞蹈,甚至连一些木钵、盆、器柄上也雕刻着姿态活泼的动物。
如此丰富的动物种类,与今日人们眼中的戈壁景象多么不同。在一只木桶上,还有约300粒比芝麻稍大的小花紫草白色坚果被有规则地粘贴在木桶外沿处。
洋海人这个唯美的举动,让我们想象出一幅面向群山、春暖花开的景象。吕恩国研究员说,古代吐鲁番,火焰山下的这片地方原本是一处气候温润的草原湿地呢。
洋海人是一群剽悍的草原牧人,他们将生前随身携带的弓箭、马鞍髻、环首刀也一并带入了自己的墓葬中。
出土的弓箭和制作弓箭的工具,证明洋海人是了不起的能工巧匠,他们制作的弓箭即使放到今天仍能大放异彩。
洋海的弓是世界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好、数量最大的一批弓箭文物标本。最出彩的是那一束箭,其中有铁、角、骨、木质的四种箭头,箭杆的粗细也不相同,想必可来射猎大小不同的走兽和飞鸟。
骑马射箭都是很需要锻炼的技艺,这也与生存息息相关,所以洋海人对孩子的训练从很小就开始了。
从墓中出土的儿童专用的小弓也是上好的艺术品,弓体结构很复杂,工艺水平也很高。即使是孩子用的弓,依然一丝不苟地使用了专用木材,箭杆也要用兴都库什山的木头才合适。弓弦用牛筋合成,两端有扣,可以很方便地挂上或取下。
马是洋海人最为亲密的战友,所以马身上的配件也格外讲究。为了骑行的舒适,洋海人用对称的两块厚皮垫从一面缝合,中间填塞鹿毛,前后鞍桥采用多填充鹿毛使其加厚的办法略高于鞍垫中部而凸起。
考古专家指着一具采用仰身曲肢葬法的墓主人说:“你看他的姿势像不像是仍然在驰骋的马背上?”
洋海曾经是个适宜人居的地方,洋海人喜欢打扮自己。
男人们披着头发,戴护耳毡帽;上身穿白色毛纱内衣,或穿圆领毛织衫,内衣袖口和领部有的加缝红色毛涤带;外套为左祍大翻领绵羊毛皮短大衣,或穿开襟绵羊皮大氅,上衣无扣,用皮带系紧;下身穿斜纹本色粗毛布长裤,或穿斜纹粗厚毛织裤,大宽档;脚上多穿毛皮内翻、高至大腿的长筒靴。
时髦的女郎们则头戴高尖顶毡帽,有的高尖部分达五六十厘米;梳辫,粗辫子中夹有各色毛线装饰;上身穿白色毛纱内衣,有的上身内穿圆领红边毛纱长衫;下穿粗毛布拖地筒裙,筒裙毛布一般为彩色;足穿野羊皮翻毛短筒皮鞋外套一件羊皮大衣,皮大衣袖口窄小至酒杯口大小,完全演化成一种装饰。
女人出门时也和现代女子一样,随身带着“坤包”,那是一个皮革的小化妆袋,袋内装木梳、三角形木片和黑、红、白色矿物染料块。
有的人会更加别出心裁地装饰自己,他们在手背上绘出繁复的文身,图案会一直延到指甲。而给毛衣染色,已经是一种“流行”方式了。即使他们的人生短暂,在我们看来差不多是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但是即使是这样短暂的生命历程里,也不可以缺乏美的滋养。
洋海人超越时代的聪明还表现在对工具的创造性制作上。
你看,一个洋海人正在制作一件工具。这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大约有30厘米长,他将木板的两头打磨成不一样的宽度,在比较宽的一头装上手柄。木板的一面向外呈弧形,另一面则磨成平的。在木板的表面,他用牛皮熬制的胶粘上一层砂粒。
作为现代人,你能否想象出这件工具的作用？如果你亲手打磨过什么东西,你可能会幸运地猜到——没错儿,这是一把类似锉刀的工具。两千七百年以前,洋海人已聪明如斯!
繁重的工作损害了洋海人的健康,一些来势凶猛的疾病给他们带来无止尽的疼痛。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也许是放牧,也许是编织,也许是为陶器上色,也许是制作衣物,而去拜访尊贵的萨满巫师,请求他的救治。也许他们能从疼痛中活回来,也许他们被死神带走。
无论生还是死,洋海人选择相信,这都是神的旨意,只要遵从神借巫师之口说出的话,他们死后就会脱离苦海,荣登天堂。
在洋海墓群的发掘与研究中,学者们一直苦苦追寻着洋海人当时的生活场景。这个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老部落,在火焰山下难得的一片绿草如茵之地繁衍生息了一千多年。他们引弓搭箭、狩猎牧羊,也偶尔耕织田作,他们沿着自己独特的文明脚步缓缓前进。绘画/于继东
冬去春来,既然群落里不断有新生命的降临,也就不断地有人离去。死去的人应该有安静的居所,而且也不要争抢活人的绿洲,所以洋海人选择了一块远离绿洲、完全没有生命迹象的土地作为墓地。在萨满巫师的主持下,他们为死者举行仪式,简单却又神圣地埋葬了他。接下来,生活如常继续。
一千多年平静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新疆大地上或许发生过战争或者灾祸,但是这些已无从追寻。无论是东风西渐,还是西风东渐,在洋海人看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那时候的世界,还没有被人划定疆土,所有的人都可以追着水草自由迁徙。
——在时光过去了两千年以后,才有好奇的我们怀着无数的疑惑叩问洋海的传奇,洋海人究竟从哪里来,又如何消失？这成为一个真正的命题。
洋海人是一夜之间离弃了祖先的土地,恢复游牧先民的本性,还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凋零?
其实,在历史的眼里,这一切何尝不是过眼烟云。
摘自《中华遗产》200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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