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以色列 很久了，总有种混乱、理不清的感觉。我带着朝圣的心情去，当《圣经》中的很多地点变成现实，出现在我面前时，并没有预想的激动，更多的是被游客、商业和拥挤变得毫无感觉。 以色列 太复杂， 耶路撒冷 也太复杂，短短的几日，我只能触碰到皮毛，浮光掠影。
后来在 成都 参加了川大边上的一个讲座，讲座的老师叫Dima，一位来自 俄罗斯 的犹太人，曾经做过记者，后来在高校做老师，目前已移居 以色列 。
他在讲座中讲了自己在 中国 遇到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后来出于对他这种多元身份的好奇，我单独又约了他一次。他密集地和我聊了四个小时的苏俄和 以色列 。
我第一手地知道了苏联时期人们的生活（在 俄罗斯 旅行时，遇到的大部分人英语不好，能深入聊天的不多），听到了很多苏联笑话，也第一次深入知道作为一名 俄罗斯 的无神论者，他移民到 以色列 遇到的心理挣扎与改变。
最后快夜里12点，咖啡馆马上打烊。Dima即兴弹了会儿咖啡馆中央的钢琴，说这是一首前苏联歌曲，他曾经上课时用来教学生。
后来我把这些内容和自己 以色列 旅行经历结合在一起，写了这篇稿子。再外加了 巴勒斯坦 、死海和 埃拉特 的内容，有了这篇马蜂窝游记。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大马士革门外。
▲ 抵达 以色列 的凌晨日出，飞机上。
四年前，当准备好所有“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材料后，Dima终于获批移民 以色列 。
他开心地离开 以色列 驻 俄罗斯 大使馆的移民柜台，但立马又转身回去，问了移民官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我能很快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们在乎谁移民吗，教授？那些更受教育的人？还是其他？”
移民官摇了摇头，“不会，我们只确认你是否是犹太人。每个犹太人都有权利回来。”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 正式宣布建国，此后这个 地中海 小国虽然多次经历战争，但人口翻了十余倍，达到了如今的800多万人，其中600余万是犹太人。我在 以色列 旅行期间，碰到的本地人来自全球各地，如 哥伦比亚 、 阿根廷 、 美国 、 法国 、 俄罗斯 等，他们聚集在此，学习一起生活，共同打造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正统的犹太人。
Dima今年57岁，出生于 俄罗斯 的 叶卡捷琳堡 ，在苏联时期做了6年记者，后来进入高校任教，主要研究政治与媒体的关系。移民 以色列 后，他工作于 阿里 尔大学（Ariel University）。
他生长在一个传统的 俄罗斯 社区，除了家里被束之高阁的那本犹太百科全书，周围几乎没有任何犹太元素。
“我6岁时祖母就去世了，我父亲是犹太人，可事实上，他从未去接触犹太相关的东西，从未去过犹太教堂，从没研究过犹太教。我在此前，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Dima说，或许自己生长在叶卡捷琳娜地区，远离 东欧 ，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未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遭受过任何排挤。他唯一的犹太证明，是曾经 俄罗斯 护照文件上的标注。
促使他最终于2016年去 以色列 寻根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近些年他觉得 俄罗斯 经济与学术环境的每况愈下，他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
三年后，因机缘巧合，我和Dima坐在了 成都 的一家咖啡馆。他的话语饱有授课时的激情，几乎鲜有停顿，我们密集地聊了近四个小时的苏俄和 以色列 。
▲ 耶路撒冷 ，博物馆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我问他，“你觉得何为犹太人？”
这是我去 以色列 之前脑海里一直盘旋的问题：这个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民族，靠什么来维系他们的认同？
一位 以色列 记者 阿里 ·沙维特在他的《我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 的悲情与荣耀》中写道：
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
这也是大多数的观点：并非国家造就了犹太民族，而是共有的宗教和文化，以及共同面对的外邦人的隔离，让这群人成为犹太人。
显然Dima的情况并非如此。
虽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犹太的宗教和文化对他来说却只停留在字面上，他没有受到过社会隔离，也早已浸润在 俄罗斯 的文化体系里。如何辨别一个犹太人？他笑道，“我们开玩笑说，大家不光看你的护照，还会看你的长相。”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鼻子就能认出他是不是犹太人。”Dima的鼻子较大，鼻梁高，两侧鼻翼厚——这在我眼中却是所有西方人的鼻子。“还有悲伤的眼睛。”他补充，这就是他们自己眼中犹太人的典型长相。
光有长相不行，在获取移民 以色列 许可的时候，他需要用尽全身力气，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第一次去时，移民官告诉他，准备的材料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往上三代的亲属关系证明、相关照片、祖父母何时何地结婚的证明、甚至祖父母的墓地照片等等。幸运地是，Dima找到了祖父母的婚姻登记资料，上面清楚地写着他们的结婚时间和双方民族，即犹太人。他还找到了祖母的出生证明，上面标明祖母的父母也是犹太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一片荒芜的犹太墓地中，找到了祖父的墓碑，从各个角度小心翼翼把大卫星、希伯来文等标志和墓碑拍在一起。
这样，第二次去移民柜台时，他才顺利拿到了许可。
“其实很多人都被拒绝了，即使他们很犹太，有着犹太鼻子，但他们没法证明自己，那也没办法。”Dima说。
1950年， 以色列 议会通过了《回归法》（Law of Return），规定任何犹太人及其配偶，都能获得 以色列 国籍。而界定犹太人的标准，是你只要拥有一位犹太祖父母或者皈依了犹太教的祖父母就可以了。
这个相当宽松的定义，并非来自犹太传统律法，而是沿用了1935年纳粹的《 纽伦堡 法案》。 以色列 如此做，向全世界宣告了为所有犹太人提供庇护的决心。如果你身体里流淌着犹太血液，那你就是一个犹太人。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无关乎你是否还在坚持犹太文化、信仰犹太教。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老城。
Dima只是上百万选择移民 以色列 的前苏联犹太人之一。
如今全球1370万犹太人中，几乎一半都住在 以色列 。 以色列 的复杂，不仅在于永不休止的巴以冲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冲突，还在于各种交织于 以色列 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坚守犹太传统还是拥抱现代文明？固守于移民前所在地的文化习惯，还是相互磨合改变？信仰宗教、远离尘世，还是积极投入热闹的酒吧，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
除了少部分原本就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 以色列 还有从阿拉伯世界迁移过来的东方犹太人、来自 欧洲 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俄罗斯 犹太人和 埃塞俄比亚 犹太人等。他们拥有不同的籍贯，携带着各异的文化、信仰与政治主张。
不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在建国之前就广泛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第一批 欧洲 犹太人涌入 巴勒斯坦 地区时，便遭到了本土虔诚犹太人的抵制和鄙夷。在后者眼中，他们极端世俗，完全背离犹太传统。随着后来上百万世俗的前苏联犹太人的到来，宗教虔诚与世俗间的冲突越来越大。
极端正统的犹太人又称哈瑞迪人，他们严格遵守犹太传统与规则，与世俗划清界限，有的甚至反对 以色列 主动建国，主张要等上帝来结束他们的流散。你若在 耶路撒冷 大街上看到头戴黑色帽子、穿着黑色长袍外套、鬓角留着长发、行色匆匆的人，那他们大概率就是哈瑞迪人。不要上去搭讪，因为他们一般不与外人接触，尤其是异性。
哈瑞迪人14岁以后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不用纳税，接受政府补助，还不用服兵役。建国初期，每年大约只有400人左右的哈瑞迪人免除兵役，但因为他们的高生育率（平均每个哈瑞迪女性会生6.2个孩子，而其他犹太女性只生2.4个），到2010年，每年免除兵役的哈瑞迪人达到了6.25万人。他们成了 以色列 社会的一大隐患。
一位欧裔的年轻犹太人向我抱怨，“这群人在做着自欺欺人的事情！”她对犹太极端正统派非常不理解，认为他们的教条有时候简直不可理喻。
比如 为了遵从在安息日绝对不干任何事情的教义，有的哈瑞迪人会把电梯设置成每层都停，这样就不用按电梯了；不吃地上养的猪肉，就在猪和土地之间隔一层木板，表示这不是生养于地上的猪。
“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她反问我。
一方面，宗教和世俗人士互相埋怨。另一方面，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于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的收入，大多处于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又看不起那些贫困保守的其他犹太人。
在如此复杂的国度里，Dima初期过得并不顺利。
虽然身为犹太人，但周围的世界于他完全是陌生的。
他听不懂人们在说些什么；拿到罚款单，因为看不懂具体内容错过罚款日期，被迫缴了双倍的罚金；一直到现在，由于希伯来语未达到相关水平，他还不能在大学授课。
在过去53年的 俄罗斯 时光里，他没有遇到过这些困难。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重新学习语言，重新认识周围的人和社会，学着和自己的民族同胞相处。
▲ 耶路撒冷 西墙。
▲ 耶路撒冷 老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以色列 因为复杂而包容。
Dima告诉我：在 耶路撒冷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了避免争端，最好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然而，我在 耶路撒冷 待了6天之后的体会却是：你可以自然而然和遇到的每一个人谈论信仰，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清晨，我早早地登上橄榄山，俯瞰整个 耶路撒冷 。耸立在最高处的圣殿山上，圆顶清真寺的金顶折射出 朝阳 的柔光，它的左侧是拥有深棕色圆顶的“最遥远的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旧城的城墙在下面蜿蜒延伸至远处，城墙下则是起伏的现代公路。
▲ 耶路撒冷 橄榄山上。
▲ 耶路撒冷 橄榄山上的墓地。
圣殿山是世界上最神圣也最充满争议的地方之一。它是犹太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在地，耶稣曾在此布道，赶走把圣殿当作集市的人。同时，它还拥有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两座清真寺，穆罕默德在这里升天。
圣殿山所在的旧城被完全笼罩在一片金黄中，古老的石头建筑密密麻麻排列在一起，分不清边界，教堂的钟声从远方缓慢而至。大批游客还没到，我得以在橄榄山上享受片刻安静。传说橄榄山是基督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地方，所以约15万信徒选择葬于此处，他们早早地占好了位置。
▲ 耶路撒冷 橄榄山上的墓地。
▲ 耶路撒冷 橄榄山上的墓地和圣殿山。
▲ 耶路撒冷 阿克萨清真寺。
沿斜坡往下，人多了起来，《圣经》中一个个故事发生地在眼前铺开：有抹大拉的玛丽亚教堂，纪念这位被耶稣拯救的妓女；有传说耶稣的被捕地客西马尼花园，花园里栽种着全世界最古老的橄榄树，其中3棵经科学测定有2000余岁；还有圣母玛丽亚之墓，昏暗狭小的地下空间挤满了朝圣者和游客。
我就这样下山，又在人流中被推进了旧城，差点涌入穆斯林才能进入的圣殿山北门（非穆斯林只允许从哭墙上的摩尔门进入），然后因为没有头巾显然是非信徒而被拎了出来。
▲ 耶路撒冷 客西马尼花园。
▲ 圣墓教堂内。
▲ 耶路撒冷 老城门外拥挤的游客。
除了圣殿山，旧城基本可以划分为基督徒区、穆斯林区、犹太区和 亚美尼亚 区，各种各样的人和宗教信仰在这里相遇。我用了一小时挤进旧城，跟着络绎不绝的人走了苦路（耶稣背着十字架，在生命最后走的路程），排了三小时队拜访了耶稣受难的圣墓教堂。然后好不容易穿过人群，用头触碰了上千年历史的西墙。
我的周围有来自 美国 、 台湾 和 韩国 的朝圣团，有对宗教知之甚少的观光游客，有裹着头巾赶路的阿拉伯人，还有吆喝不断的俗世买卖者。然而遗憾的是，人群中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属灵气息。
晚上我精疲力尽回到青旅，同屋的一个 德国 姑娘正在收拾东西，她颇有兴致问我去哪儿了。我向她讲述自己所见的旧城，虽然厚重，但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游客和商业的压力。
她笑了，“我感受跟你一样，实在太多游客，不过我只要一站到西墙前，就会情不自禁流眼泪。”这位 德国 姑娘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 耶路撒冷 ，她认为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找到一处被感动的地方，于她而言是西墙，于我，只是需要更多时间。
第二天 德国 姑娘离开了，住进来了一位从 哥伦比亚 移民来的五十多岁的犹太阿姨，她有事要短暂在 耶路撒冷 停留。我还没开口问她的信仰，她就开始在床上开始了打坐冥想，完了极力向我推崇这种生活方式。
尽管承认 耶路撒冷 确实有数不清的宗教圣地，但20岁出头的Daria认为，有时游客比他们 以色列 人还要热衷于去看那些宗教事务和犹太历史， 比如 她不理解我如此不厌其烦地进入每一座犹太教堂，“这些教堂里面都 大同 小异，看一座就够了吧！”
她很小就和父母从 乌克兰 移民 以色列 ，和周围的朋友一样，她崇尚自由，不怎么笃信宗教，也很少主动回顾犹太人的伤痛历史。
没有经历过颠沛流离，大屠杀对她只存在于教科书中。Daria说，“我并不是对犹太历史没有感情，只是我从小学就开始听大屠杀的故事，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去大屠杀纪念馆，高中就去奥斯维辛……我已经习惯到没有感觉了。”
面对耸人听闻的巴以冲突，她的态度也极为轻松，“不要大惊小怪，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她告诉我，自己一位朋友的亲人就是在排队的时候突然被枪杀的，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 巴勒斯坦 人一到夏天就开始扔炸弹，到处放火。“但又怎样呢？”她双手一摊，“生活要继续。”
她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我们一起吃饭时，面对我的种种就餐习惯（ 比如 我不吃葡萄皮，不吃番茄皮），她会睁大眼睛，用极其夸张的语调“质问”我，“你竟然不吃皮，为什么？！你太奇怪了！”
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自由，关心平权。在 特拉维夫 ，同性恋可以公开生活在一起，你可以在摇曳多姿的夜里，去体验这座城市热闹的同性恋酒吧。 耶路撒冷 也不例外，6月底，这座城市会有LGBT群体的大游行。
我住的亚伯拉罕青旅是 耶路撒冷 非常老牌且受欢迎的一家，除了接待游客，他们还会定期举办一些本地人参加的活动。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场现场表演：“阴道独白”。演出一半是英语，一半是希伯来语，几位年轻女生站在台上，用希伯来语高声说出“阴道”这个词，反对对女性的暴力，颂扬女权。
▲ 女兵。
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初，其实就是对犹太传统和历史的反叛。他们愤怒于只接受驱赶和迫害的绵羊般的传统犹太人，渴望创造“新犹太人”，拥有强健体魄，会主动反击，掌握自己的命运。
为了追求新的身份， 以色列 最早的四位总理还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表示与过去决裂。
上世纪三十年代，其中一部分复国主义者搬到了 巴勒斯坦 地区，建立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场基布兹（Kibbutz）。人们种植柑桔，共同劳动和生活，用身体和双手感受这片土地，怀抱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
可如今国家建立起来了， 和平 却遥遥无期，长久以来培养爱国主义青年的基布兹也在逐步瓦解，很多 以色列 人开始转向自己的犹太传统，不是为了皈依宗教，而是在此寻求民族根源和认同。
在Dima眼中， 以色列 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宗教和语言。少了其中一个，这个国家都不可能被建立。他也正是从这两方面逐渐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
在 耶路撒冷 住了三年，他缓慢地探索着自己精神的世界，并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他的脑海中开始莫名出现童谣歌词，最后还将其汇集成册出版了。“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任何歌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去 以色列 的人，都会有一些变化，有的开始画画，有的开始摄影。我不信上帝，但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Dima记得，歌词总在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来，而他在适应 以色列 社会时，总是觉得不舒服。
希伯来语中有一个人们常用的短语，就是“耐心点儿”，“慢慢来，要耐心多久呢？永远！”Dima说，如果 以色列 人说他会在40分钟来，那通常你会等一个小时。 以色列 的公交车也时常晚点，但只要它不受袭击，它就会来，“我开始接受事情本身的样子。”
我记得刚抵达 耶路撒冷 的下午，去青旅门口的小店买SIM卡，价格和套餐都谈妥当了，但装上手机却迟迟接收不到信号。我满脸狐疑地看着老板，一直问还要多久。老板留着络腮胡，头顶着一顶基帕（犹太人戴的小圆帽），不时和周围路过的人打招呼，不时笑着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安抚我，“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再等等，没问题的！”
半个小时后，手机才顺利接收到了信号。这个民族需要强大的耐心等，等建国，等 和平 ，如同基督徒等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为了了解犹太教，Dima每周安息日都会到犹太教堂礼拜。拉比站在中间用希伯来文讲话，大多数时候，他听不太明白。但若不去，他又会觉得生活里少了什么东西。每周，他坐在教堂里同一个位置，左右看看，眼前还是那个带孩子的中年人，还是那个从 哥伦比亚 来的卖报纸的人。“你知道吗？我看着这些熟悉的人，虽然听不懂，也很少跟他们讲话，但不知为何，我的精神却一点点得到安慰了。”
“这是信仰的力量吗？”我问。
Dima摇摇头，“不，这是希望的力量。”他想了想，接着说，“ 耶路撒冷 是个神奇的地方，几年后，我开始认为生活可能不止一个真相，具体哪一个是真的，取决于你个人。”
至于自己的犹太认同，他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变得更像个犹太人了，我会说，可能在精神上越来越靠近了。但无论如何，犹太教不是我的信仰，它对我来说，还是停留在一种民族传统上。”
只有在谈到巴以问题时，他的犹太人身份格外清晰。他话语坚决，“你们想建立自己的国家，没问题！但在建国之前，能不能先开始打扫卫生，从家门口的街道开始？”
我和Dima的聊天随着咖啡馆即将打烊而结束。他突然兴起，坐到了中央的钢琴前，闭目弹奏了一首苏联曲目。
他还在继续寻找着自己的犹太身份。
我想起 耶路撒冷 大街上摆放的那架钢琴，在夜晚，总有各种络绎不绝的路人上去演奏，也总有人驻足下来，放下身份和冲突，随着音乐轻轻摆动身体，安静倾听。
一定要爬上马萨达。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执念。
为什么要爬呢，一是想赶早看死海日出，二就是想体验一下每个 以色列 青年入伍时会做的事情。
这是 以色列 国对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死海边无奇的平顶山头，由于一些历史记录，被新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
我在黑暗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了这块死 海西 岸边的马萨达高地。四周一片荒凉，天微微亮，死海在白茫茫之中隐约可见。
我站在废墟之上，早已分辨不出曾经这座宏伟要塞的格局，也难以想象近两千年前，同样是一个清晨，这里发生的那场历史上有名的犹太人集体自杀事件。
马萨达仅高出海平面63米，加上死海低于海平面的400米，这座山的净高度也不足500米。
然而，在接近山顶的位置，坡度变陡，山壁几乎垂直而上，使得攀爬马萨达并不那么容易。山顶出奇平整，呈四边形，长645米，最宽处315米。远远望去，马萨达就是沙漠中一座孤独的堡垒。
来马萨达的游客很多，但步行上去的人并不多。
凌晨四点左右，我和一群 德国 人一起，坐上青旅的中巴车，从 耶路撒冷 前往马萨达，准备开始沿蛇形小道（Snake Path）爬 上高 地。
之所以这么早来，是因为想一睹传说中壮观的死海日出，而坐早上8点钟才开始运行的缆车，是无论如何看不到太阳升起的。
蛇形小道蜿蜒于马萨达的东侧，刚开始坡很缓，算得上碎石大道，我们拿着手机当电筒，三三两两，还算惬意。
不过山体越来越陡，路也愈发狭窄起来，有些地方用大石块垫出了台阶，有的地方则直接是碎石小路。
山下的“游客中心”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一旁闪烁的路灯，也模糊在了朦胧的夜色里，直到我渐渐辨认不出来时的方向。
我喘着气，没有太多兴致观察周围风景，眼睛里只有光秃秃的石头和怎么也看不到头的小道，一侧是看起来不那么稳定的岩壁，另一侧则是悬崖。道路真的像一条蛇一般匍匐环绕于山体之上，而我则是这条蛇尾巴上的小蚂蚁，很快落在了那群西方人的后面。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终于气喘吁吁地登顶。高地上，残墙遍布。雾气笼罩着下方荒凉的土地，能见度不高。
马萨达的西部是朱迪亚沙漠，南部是内盖夫沙漠，天气干燥炎热，所以若想沿蛇形小道爬上山，最好在早上9点半之前，否则很容易脱水。可我到的那个2月清晨，冷风从四处吹来，空气中竟有一股湿气。
当然代价是：传说中一生难忘的死海日出泡汤了。
公元前1世纪， 耶路撒冷 被 罗马 人征服，以残暴著称的希律王被帝国任命，开始接管 以色列 ——当时的 罗马 犹太行省（Judea）。
这位暴君一面残忍地清除异己，一面 大兴 工事，除了将圣殿山的规模扩大，还在死海边的一座峭壁上修建了要塞，作为自己的避难所。这便是马萨达要塞。
在几次危难时刻，希律王确实曾将自己的亲人安置在此，但它现在更为人所知的地方，是后来成为犹太人抵抗 罗马 人的一座堡垒。
为了反抗 罗马 人的统治，犹太人爆发了大起义（Great Jewish Revolt, 66～70年）。这场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代价不仅是无数犹太人的惨死，还有 耶路撒冷 这座圣城的毁灭。
起义的发动者是激进的犹太奋锐党人（ZEALots，源于 希腊 语，意为“狂热者”），为争取犹太独立，他们随身携带短刀，遇到 罗马 人便行刺，所以又被称为“匕首党”。
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 耶路撒冷 陷落后，一部分奋锐党人退守到马萨达，继续与 罗马 抗争了3年。
当我踩在马萨达顶部的平台上，也能理解他们为何还能坚守这么长时间，很大原因就在于马萨达易守难攻的地势。
从顶部任意一个方向往下看，都能看到附近山坡上有一些四边形的痕迹。当年 罗马 军队驻守时，就围着马萨达每隔一段距离修一座兵营或碉堡，一共修了8个，试图让山顶上的守军插翅难飞。
公元73年4月， 罗马 人终于开始攻城。
他们在西侧，也就是蛇形小道的对面，利用一段山脊修起了一条坡道。
为了抵抗山下敌人的猛攻，犹太守军在山顶城墙内还修了第二道墙。他们垒起两排相距3米的横倒的木梁，接着在这两排木头之间倒入泥土，就建成了一堵两面是木头、中间是泥土的极厚的墙。
攻城的难度可想而知， 罗马 人最后放弃火烧城墙，直接攻进去，大火熄灭的时间正好是夜间，他们决定返回营地过夜，准备第二天早上进城。
就是在这个时候，犹太守卫军决定集体自杀。
守军首领开始了一段鼓舞人心的演讲，他提醒大家，他们的圣城 耶路撒冷 已经被毁，他们即将面临的是奴役的命运。
“我们是第一个起来反抗他们（ 罗马 人）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同他们战斗的人。
我们有力量以自由之身，以光荣的方式，和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一起，勇敢地走向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上帝对我们的袒护。
让我们的妻子不受蹂躏而死吧！
让我们的孩子不受奴役而死吧！”
首领说完之后，男人放火点燃自己的家园和财产，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接着他们以抽签的方式选出10个人来杀死剩下的人，然后这10个人再抽签被1个人杀死，最后这个人自杀。之所以要用抽签的方式，是因为犹太教禁止自杀，这样违背教规的便只有一人。
最后，除了藏起来的2名妇女和5名儿童得以幸存，守卫在山顶的其他960位犹太人全部死亡。
清晨，当 罗马 军队终于攻到山顶时，迎接他们的不是血战，而是一片死寂。
公元132年，犹太人又爆发了一次持续近3年的起义，仍被血腥镇压。
此后，一些历史学者认为，为了削弱犹太人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 罗马 人把“犹太行省”改名为“叙利亚 巴勒斯坦 ”，这便是如今 巴勒斯坦 名字的由来。
罗马 人决定重建 耶路撒冷 ，但犹太人也遭到了驱逐，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流亡。 以色列 人常说的两千年大流散，指的就是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到1948年 以色列 建国。
以上这些对这一事件的详细记述，都来自于一个人，他叫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 ）。
约瑟夫斯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犹太人的“叛徒”。
在当年的大起义中，他作为指挥将领，和几十个士兵被 罗马 人逼到了一个山洞中，大家宁死不屈，商量以抽签的方式集体自杀。约瑟夫斯作为最后一个人活了下来，然而他并没有自杀，而是向 罗马 人投降了，于是才有了《犹太战争》这本书，详细记录了马萨达自杀事件。
他在书中写道，马萨达存活下来的两位妇女之一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才得以把这一血腥事件记录下来。
一些人依然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比如 幸存的那位妇女既然藏了起来，又如何将过程记得这般清楚？
为什么 罗马 人要回军营休息，给犹太守军一晚的自杀事件？
所以又有学者认为，当时马萨达发生的不是集体自杀，更有可能是 罗马 人对守军的集体屠杀。抽签是约瑟夫斯根据自己的经历杜撰的，这么写既可以帮 罗马 人掩盖罪行，又歌颂了犹太民族的大无畏精神。
无论如何，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马萨达渐渐成了一个象征。既象征着犹太人自此之后经历的上千年流散苦难，也象征着犹太人如何奋勇抵抗外族侵略，为了自由之身不惜性命的决心。
它是沙漠荒野中开出的理想主义之花。
逛完一圈后，我找了个平台坐下来休息，旁边正好有一群 以色列 青少年围着一位老师。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想一定是讲述着这个故事，而少年们对这一教育的接受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在 耶路撒冷 青旅里，一位刚大学毕业的 以色列 女生跟我抱怨这些从小听到大的苦难，她已经很难感同身受了，“我们以前是很惨，但现在生活很好，大家需要向前看。”她说。
1963年， 以色列 开始对马萨达进行考古挖掘。当时参与的考古学家伊 加尔 ·亚丁（Yigael Yadin）写道，挖掘开始之前，马萨达山顶没有任何古迹痕迹，整个地方只是盖满了“一堆堆石块和碎石”。
但慢慢地，宫殿残墙、武器、有 马赛 克镶嵌画的地板、烧焦的粮食等都被挖掘出来了。甚至还有带字的11块陶片，人们认为，这便是当时守卫军抽签时使用的。考古学家将墙体也修复起来，仔细观察，可以看到现在墙上有一些弯弯曲曲的黑线，黑线以下便是原有的墙壁，黑线以上则是学者们把地上散落的石块重新垒上去修复的。
所有这些物品，如今都能在马萨 达博 物馆里或遗址上看到，而所有物品，都或多或少印证了约瑟夫斯笔下的马萨达历史，为 以色列 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做好了注脚。
当我们抛开这些民族主义的历史阐释，来单看这片山顶上的古迹时，依然不得不感叹，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当时人们是如何在山顶上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
山顶上最豪华的宫殿位于北侧，背靠山崖，据说这里可以吹到来自炎热的朱迪亚沙漠的一丝清风，不过我去的时候天气本身很凉爽，这一条无法验证。
一些地板上还残留着破碎的 马赛 克镶嵌画，颜色早已褪去，但可以遥想曾经宫殿的繁复。
2001年，马萨达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也是 以色列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下山途中，我抬头看到了头顶上正在运行的缆车线。再回过头去，蛇形小道的“之”字形在山上清晰可见。这是每个新兵入伍时都会被要求来攀爬的路。他们要在山顶上对着飘扬的国旗说出那句著名的誓言：马萨达永不再陷落（Masada shall never fall again）！
行走在约旦河西岸
在去 约旦 河西岸之前，我的心里是忐忑的。由于时间有限，我只选择了最方便去的 伯利恒 和 希伯伦 ，前者是耶稣的出生地，后者则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即便这些地方不乏游客，但冲突时常都有，尤其是被称为“火药桶”的 希伯伦 ，更是冲突和暴力的代表。
在去了之后，我却在铁丝网、隔离墙之外，看到了另一个 巴勒斯坦 ：熙攘吵闹的街市、热情的阿拉伯人和正在继续的日常生活。
“ 约旦 河西岸”这个地理名称产生于1948年的以色利独立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利建国之父本-古里安在 特拉维夫 宣读《独立宣言》，以色利作为一个国家正式成立。紧接着隔天凌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就对这个新国家宣战，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之后，大约有70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以色利虽然赢得了战争，但东 耶路撒冷 和老城、 希伯伦 以及其他传统的犹太圣地等都落入 约旦 的管辖。
这片区域位于 约旦 河的西侧，所以得名。
一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 以色列 才真正控制了 约旦 河西岸（包括东 耶路撒冷 ）。此后，两个民族不断围绕这些土地归属和 巴勒斯坦 的解放发生流血冲突。
穿过 耶路撒冷 老城的大马士革门，就抵达了阿拉伯人聚集的东 耶路撒冷 。那天正好是周 六安 息日，犹太区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所有公共交通都停运，一片冷清。
可穿过大马士革门外的街道后，空气就好像被点燃了，四周人来人往，小贩的面包摊、水果摊肆意摆在街上，电线弯弯曲曲爬出斑驳的墙外，凌乱地缠绕在一起。我买了个干硬的面包，老板直接用黑色塑料袋装上，面无表情地递给了我。
我在这里找到了去 伯利恒 的汽车。旁边坐了一位小哥，背后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用简单的英语单词表达意思。
背后的大叔对我大声说，“ 耶路撒冷 是哪儿的首都？不是 以色列 ！是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 ！你知道吗？”我保持微笑。2017年底，特朗普宣布 耶路撒冷 为 以色列 的首都，看来这伤害了不少 巴勒斯坦 人的情绪。
他接着大声说，“你来自 中国 ，你要回去告诉你的朋友， 耶路撒冷 是 巴勒斯坦 的！”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转过身来，结束了这场政治对话。
身旁的小哥一直点头表示赞同，我试图跟他聊天，指了指手中Lonely Planet上的“ 伯利恒 ”的阿拉伯语拼写，问他是不是在这里下车，他笑着点头。
买票时，我拿出手里一堆零钱硬币，让售票员自己来捡，小哥赶紧把我的手拍下，我一愣，他直接拿了一张钱递给售票员，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最后不管我怎么争执，他执意“请”我坐了这趟班车。
后来才知道，小哥并没有去 伯利恒 ，而是提早下车了。他可能并没有听懂我们有限的交流，却坚持要礼待一个素不相识的从 中国 远道而来的访客。
快要抵达时，一堵灰色高墙出现在视野范围内，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我在路边一下车，就被一群涌上来的人团团围住。
“要车吗？”
“要住宿吗？”他们不停地问，我也不停摇头和挥舞双手。
其中一两个还追了我好几百米，直到终于在一个红绿灯路口止住脚步，毫无成果地甩头回去。
在走到马槽广场和主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之前，我还需要穿过喧嚣嘈杂的旧城和集市。
旧城里石板路两侧坐落着高高低低的黄色石头房子，阳光越过屋顶打在另一侧的墙面上，明晃晃的。街边的店铺琳琅满目，有卖衣服、小饰品、杂货和落后的电子产品，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水果。顾客、商贩和推着推车的人都在大喊大叫，在如此拥挤狭窄的地方，还有汽车扯着喇叭，艰难地从人群中缓慢挤过去。
守着草莓摊无所事事的摊主向我投来好奇的眼光，挥手招呼我。抱着孩子、画着精致妆容的母亲也对我的微笑，让我拍照。此前的忐忑情绪在这种热火朝天的生活气息中渐渐消散。
然而繁荣中透露着破败，地上随处可见垃圾，在街上仔细看，还能发现世界各国援助修复 伯利恒 这片历史建筑区的标示。旧城里唯一现代的东西，可能是马槽广场边的星巴克了。小角落里，一个名为“ 和平 喷泉”的五角形喷泉早已干涸，池子中央那个巨大的水泥圆球突兀地立着，除了可以遮挡一下池里的垃圾之外，毫无用处。
我正好遇到主诞教堂在整修。它的门并未如我想象中盛大，而是极其矮小，只容一人弯下腰才能通过。我以为真正的大门还在修缮，后来才知道，这个小门就是正门，它叫“谦卑之门”。人确实要低下自己的头，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居所吧。那天有一位当地人的葬礼正在举行，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逝者的棺木从门里拖了出来。
和 以色列 众多的宗教圣地一样，这里也是混乱拥挤，充斥了各国游客。教堂内密密麻麻挂满了各种古老的圣画像，晦暗的灯光下，只能隐约看见圣像头上那圈金色的光环。各式各样的吊灯从头上垂落下来，装饰华贵而繁复。
我跟着人流缓慢移动，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终于到了那个狭小、逼仄、光线朦胧、气氛神秘的小屋里。这和《圣经》里描述的马槽和村庄完全不一样，裸露的黑色拱形石壁下，在一个供奉台的下方地面上，就是那个著名的14角银星的位置——据说这就是耶稣曾经诞生的地方。
人们并不在意这个地方是否真准确地是耶稣诞生的地方，也不深究这个银星曾遭遇失窃，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后来补上的复制品。大家纷纷排队俯身去触摸和亲吻它，周围的地面被膝盖和手掌摩得滑溜极了。工作人员不停催促朝圣者们离开，因为狭窄的空间外，还有一大波游客在排队等候呢。
“ 伯利恒 是一座开放的监狱，
而在我的未来，它是自由之城。
它热情好客，款待游人，
人们彼此连结，畅谈，享受自由。”
伯利恒 城边的隔离墙上，贴满了这种大大小小的愿望，它们来自 巴勒斯坦 的年轻人。有人想成为一名教师，因为她曾经的梦想——为 巴勒斯坦 人争取权利的律师、会夜晚倒班的护士，都被母亲因为不适合一个女孩子而否决了；有人想做蚂蚁一样的人，因为它们勤劳、团结、拥有信念；还有人的梦想很简单，他希望在 伯利恒 之外上暑期学校，因为每年的暑期学校都只能在墙内。
这排高5米多的巨大灰色墙壁如同一个怪物横亘在地平线上，没有头和尾，却固若金汤，把城市的边界清晰地圈画了出来。它上面还有一排约1米高的密密麻麻的高压电网，每隔一段距离，设有一个监控器。
1967年 以色列 占领 约旦 河西岸之后， 巴勒斯坦 人基本上还能自由地进入 以色列 ，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 巴勒斯坦 人的反抗愈演愈烈，很多自杀式袭击者穿越 约旦 河西岸，进入 耶路撒冷 和 特拉维夫 等地，造成数千名平民伤亡。于是，2002年9月， 以色列 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在西岸和 以色列 之间修筑隔离墙。
高耸的墙壁绵延700多公里，一直到现在都未完全竣工。它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以色列 本土的安全，但却引起了国内外巨大的争议。反对声不光来自 巴勒斯坦 人民， 以色列 内部的观点也并不统一。这堵墙掩藏和加深了 巴勒斯坦 普通百姓正在遭受的苦难，更是一道堵在巴以问题 和平 解决之路上的偌大障碍。
如 柏林 墙一样，艺术家们开始在墙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惊异于眼前看到的充满了政治意味、形象生动的涂鸦，它们是这堵沉默混泥土墙壁上的呐喊，是其单调、暗沉色彩上的一抹斑斓。
天快暗下来，我沿着隔离墙走了几百米之后返回，没有再往前面的难民营去了。无数渴望自由与 和平 的声音继续凝固在墙上，等待着实现的那天。
回程路过检查站时，拿着枪的 以色列 军人走上班车，检查每个人的证件，我急忙掏出护照，他却理都没理，只把坐在我旁边 巴勒斯坦 大叔的证件看了又看，因为他们从西岸去 耶路撒冷 需要特别的许可。我问大叔能不能看下他的证件，他毫不犹豫拿给我，希望让外面的世界能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些事。
检查完后，大叔匆匆跑下汽车，把垫子铺在地上，迅速朝 麦加 方向磕了几个头，然后赶紧上车。
从 伯利恒 再往南，便是暴力的频发地 希伯伦 。
如果说在 伯利恒 ，冲突隐藏于 巴勒斯坦 人热闹的生活之中，那在 希伯伦 ，随处可见的检查站、带枪的士兵、路障，则将紧张的局势赤裸裸摆在了台面上。
希伯伦 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发源地，埋葬着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宗教意味浓烈的同时，宗教冲突也异常激烈。
我没有独自前往，而是参加了 耶路撒冷 青旅里提供的一个名为“双方陈述（Dual Narrative）”的城市游，一半时间由 以色列 向导带我们游览列祖之墓（Tomb of the Patriarchs）和 以色列 定居点，另一半时间由 巴勒斯坦 向导带我们参观易卜拉欣清真寺（Ibrahimi Mosque）和 巴勒斯坦 辖区。我想从双方的角度，分别去了解“火药桶” 希伯伦 的过去和现在。
列祖之墓和易卜拉欣清真寺其实是一个地方两个民族的不同叫法。这座建筑最早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希律王时代，6世纪拜占庭人对其进行了改造，在建筑东侧建了一座教堂。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这片区域后，将教堂改建为了清真寺。它同为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圣地，两个民族分别在相互独立的地方祈祷，双方都不能随意进入对方的区域。每年有10天的时间（一般是各自的节日），双方才可以分别进入整块区域。
从两边进去，都能看到亚伯拉罕的衣冠冢。
说实在的，透过严实的金属格栏往里看去，只有一个绿布覆盖的像棺木一样的物体，此外什么都没有。信徒们相信，亚伯拉罕曾买下这里和下方的洞穴，作为他和家人的墓地。
清真寺那侧空空荡荡，巨大的红色地毯上，除了来访游客，只零星坐着三五位信徒。1994年2月25日，就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屠杀，从 美国 移民来 以色列 的犹太人巴鲁克·戈登斯坦（Baruch Goldstein）拿枪走了进来，向上千名正在祈祷的 巴勒斯坦 人扫射，造成29人死亡，200人受伤。
我们站在清真寺外，听向导穆罕默德讲述着这段屠杀后他们的生活。 以色列 为了防止 巴勒斯坦 的报复性攻击，不时对他们实行宵禁，最长时间连续15天，“每天只有很短时间可以出门买东西，如果家住得远，没及时回去，在路上就被抓了。”他说，那段时间，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有长达9个月的时间所有阿拉伯人都不能使用清真寺。
正说着，一旁一位摇摇晃晃的 巴勒斯坦 男性引起了我们注意，他拒绝接受关卡的检查， 以色列 军人正在与他纠缠。
“这个人是个疯子，我们都认识。”穆罕默德继续控诉，“过检查站时，如果发现我们 巴勒斯坦 人身上有尖的东西，那第二天就会在报纸上看到‘恐怖袭击’的报道。而如果他们带了尖的东西，”他耸了耸肩，“那就是个意外。我们就像狗一样被对待。”
别以为只有这个列祖之墓/清真寺如此分裂，事实上，整个 希伯伦 ，包括人们的观点和态度，都被撕裂成了两部分。
从清真寺朝 以色列 定居点历史博物馆走去，会经过一条几乎没有人烟的大道，这就是大卫王街，也是阿拉伯人口中的Shuhada大街。
两侧的店铺都大门紧闭，楼上破碎的玻璃窗显示，这里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一些角落的墙壁早已坍塌，一片狼籍，泥土混杂着人们离开时留下的旧衣服，又好像被烧过一样，黑乎乎地粘在一起。
这条街曾经充满了 巴勒斯坦 店铺和生意人，热闹程度不减旧城里的集市。但在94年之后，它开始对车辆封闭，后来曾短暂地开通，但随着第二次 巴勒斯坦 大起义兴起，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增多， 以色列 政府从2002年起开始禁止 巴勒斯坦 人进入这里，一直持续至今。
骚扰、刺杀、枪击、爆炸等，都曾在这里上演，2002年3月 以色列 有媒体称：“最近几周， 希伯伦 几乎每天都会有枪声。”我们的 以色列 向导 伊利亚 说，出于安全考虑，政府只好将这条街对所有 巴勒斯坦 人关闭，因为人们没办法把恐怖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区分开来。
讽刺地是，阿拉伯语中“Shuhada大街”的意思是“殉道士大街（Martyrs Street）”。走着走着，我看到二楼一个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内，贴着一张 巴勒斯坦 人留下的标牌：“注意： 以色列 占领了这里，你们是种族隔离。”
事实上，对于1967年六日战争后 以色列 控制 希伯伦 这一事情，巴以人民都有不同的称呼： 以色列 人称之为“解放”，而 巴勒斯坦 人眼中，这就是“占领”。
( 本文作者 : 形色小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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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3-11-28 1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