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一直滑到悬崖边。“那时候正好有一个突出的石头，刘连满是从右边滑的，我和队长史占春从左边，石头就把绳子挂住了。队长史占春把石头死死抱住，这时候我也就拿冰镐保护住了。”刘大义还记得，“好像当时刘连满的脚已经悬空了。”刘连满的半个身子已经掉下了悬崖，“这时我才慢慢爬上来。我的左肩摔的有点脱臼了，冰镐也甩丢了。那时候的天气有点亮度了，我往下一看，悬崖能有2000米。我们就说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上边的3个人问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就喊：你们要小心。”

　　话还没说完，另外那3个队员——师秀、彭仲穆和国德存也发生了滑坠。当时刘大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能够把他们拦一下，“我就往前跑了一点，可是绳子也就是一个人的距离，10多米而已，我只走了几米就被绳子拉住了，我也够不着他们。我当时没多想，假如真的把他们拦住了，也可能我们6个人一块下去了……”

　　刘连满和刘大义都沉默了半晌，在他们面前的贡嘎山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云雾缭绕，他们当年几乎坠落的地点——贡嘎山顶峰的西侧被包裹在一片氤氲迷离之中，仿佛雪山也正陷入往昔的记忆里。杨建国安静地望着悬崖下方的冰围谷，那里是贡巴冰川的源头，他的父亲正长眠在这个壮美肃穆的世界里，“也许，这该是登山者最完美的归宿了罢！”

　　在1958年史占春先生撰写的《我们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高峰》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悬崖相对高度有2000公尺。我们就这样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一声没有响地坠下了断崖，这种情形几乎使我们晕倒……为了把更大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用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内心的沉痛。”惊魂未定的刘连满、刘大义和史占春挣扎在风雪交加的贡嘎山顶，没办法继续下山，他们只好挖了个雪洞，刘连满回忆，“我们坐了一夜。第二天下山，走了不久就看见帐篷了，也饿也累，走到那就走不动了，钻到帐篷里躺下就睡了一宿。第二天继续下，又到了那个骆驼背。”

　　“当时已经没有体力往上上了，我们就往右边绕道试试看。”刘连满又是走在最前头，“那个地区到处都是横纵的冰裂缝，掉下去就是几百米深，也不管了，总得回去啊。”回到了6200米的营地，整夜的暴风雪几乎把三个人连帐篷一起刮走。

　　第二天继续向下的时候，队友就在下边喊，让3人不要下山，说下面有雪崩。刘大义直摇头：“那哪行？不让下去就饿死了，已经4、5天没吃着东西了。”

　　在大约在海拔5000米左右，3个人经历了最后一次滑坠。“那坡挺陡，”刘连满回忆，“可能有70度，史队长从顶上掉下来，把刘大义撞下来了，我一抬头，刘大义穿的冰爪一下就登到我脸上，我额头上和眼眶上就多了两个大窟窿。”

　　在贡嘎寺前，刘连满、刘大义和杨建国各自点上了一柱香。此刻，两位老登山家身后巨大而静穆的贡嘎主峰正刺破云层，傲岸地俯视着莽莽群山。其实，如果没有那块偶然出现的救命石，也许整个中国登山史的历程都将被重写。